新華社北京10月13日電 10月13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詩生南開》的報道。

“1979年，因為李霽野先生一聲召喚，葉先生來到南開講學。2019年，因為葉先生一聲召喚，我們決定編這本書。”

“先生和南開有40多年的緣分，但專門講述這段師生緣的書幾乎沒有，這本書填補了一個空白。”

(資料圖片)

坐在南開大學迦陵學舍，捧著這本《為有荷花喚我來——葉嘉瑩在南開》，劉學玲和陳焰的語氣有些激動。

“很多人都說，你是天津人嗎？我說不是。那你是南開的校友嗎？我說也不是。那中國那么大，那么多學校，你為什么選擇了天津的南開大學？”2016年，葉嘉瑩在天津大劇院舉辦了一場公益講座，主題是“要見天孫織錦成——我來南開任教的前后因緣”。講座開頭，92歲的老人特意提到了幾個常被人問起的問題。那天，劉學玲就坐在臺下。

幾年之后，劉學玲、陳焰和所有參與編寫《為有荷花喚我來》一書的南開人一起，試圖從學子的角度，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尋找的過程絕不輕松，但汲汲骎骎一路走下來，這些編寫者本身，也成了答案的一部分。

師生

劉學玲和陳焰是南開大學中文系1982級的同班同學。2019年10月，南開百年校慶，他們班返校的同學，給南開大學文學院時任院長的老同學沈立巖提了個請求，“能不能讓我們見見葉嘉瑩先生？”

1979年，時年55歲、離鄉30余年的葉嘉瑩向教育部申請利用假期自費往返大陸講學。當年4月，葉嘉瑩第一次來到南開，講詩授詞，自此扎根。但開始幾年，不是每屆學生都能趕上她的課，82級中文系就是擦肩而過的那一批。

2019年10月19日上午，返校的近20位老同學，來到葉嘉瑩位于西南村的家中。這群多數未曾謀面的“弟子”向她匯報，他們準備做一本82級中文系紀念圖集，要把先生鮐背之年依然給在校生講誦宋詞的圖片收錄進去。

葉嘉瑩聽后“滿懷期冀”地說：“你們出一本我在南開講學的書給我吧。”

“她特別看重自己跟學生之間的情分。”沈立巖覺得，說出這句話，是因為葉先生想知道同學們是怎么看待她這段教書歷程的，期待給在南開的教書經歷“一個文字的歸宿”。

老師的一句話，“學生們”放在了心上，“出來就拉了個籌備工作群”。他們將其視為一份“作業”，想用這本書補上那段未能在教室中圓滿的師生緣分。因葉嘉瑩極愛荷，書名就取自她記寫荷花盛開的南開馬蹄湖那首詩中的一句，“為有荷花喚我來”。

言及自己與南開大學結緣之始，葉嘉瑩曾多次在文章和講座中感念一位前輩：現代著名翻譯家、南開大學外語系名譽主任李霽野教授。李先生是葉嘉瑩恩師顧隨的同事、好友，葉嘉瑩以“學生”自稱。“當我于1941年考入當時北平的輔仁大學時，李先生正在輔大西語系任教，而我則只不過是一個才考入學校的國文系的新生。”葉嘉瑩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青年時代她讀過霽老翻譯的《簡·愛》等小說，但直到1949年3月，身在臺北的葉嘉瑩受顧隨先生之托，代恩師探望幾位任教于臺灣大學的故交，她才第一次見到了李霽野先生。那之后，時移世易，臺灣白色恐怖愈演愈烈，霽老返回大陸，葉嘉瑩在臺帶著不滿周歲的大女兒被拘捕，自此經歷了人生中一段艱苦備嘗、天涯飄轉的歲月。

一晃近30年過去，已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的葉嘉瑩，從溫哥華寄出一封回國教書的申請信，沒過多久，她又從報紙上看到了李霽野在南開大學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她興奮地致信李先生，將自己的近況和打算告知師長。1979年，教育部批準了她的申請，安排她到北京大學授課，一段時間后，葉嘉瑩收到了霽老的來信。信中老人誠懇地邀約她轉到南開。彼時的葉嘉瑩對南開還沒有深入的了解，因老師的一聲召喚，就離開家鄉北京，踏上了開往天津的火車……

接受采訪時，劉學玲反復講起這段往事，編輯《為有荷花喚我來》的過程，好像一種傳承和延續——葉先生對師長毫無保留的信任與敬愛，成為感召南開后輩傾力做書的力量。

拜訪葉嘉瑩幾天后，第一條“征稿啟事”被發到南開大學中文系校友微信群，沈立巖、陳焰、劉學玲等人組成編委會，工作就這樣啟動了——既無先期經費、也無固定辦公場所，出這本書“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讓“不可能”變成“可能”的，是葉嘉瑩這個名字在南開師生心目中的分量。沒資金，編委會求助于南開大學天津校友會。“你們一定要采訪一下校友會的詹會長，是他幫我們募集到了這本書的出版經費，讓我們心里有了底氣。”面對記者，編委會幾個成員都提到了詹先華的名字。但接到采訪電話，這位南開大學金融系1983級校友不愿居功，“這個事太有意義了，毫無疑問要支持！”他把籌集資金的過程描述得很簡單，“一說是要出葉先生在南開講學的書，我打了一個電話，人家就同意出資了。”他說，“提到葉先生，南開人沒有不敬仰的。”

稿件從四面八方傳來，其作者也大多是南開人。有人錄下葉嘉瑩初來南開授課的每一首開課詩和告別詩；有人至今記得老師講課從不落座、一詠三嘆的風姿；有人回憶自己失去親人、無心聽課，如何得到老師開導，“學會了應該怎么面對苦難”；有人提到自己受葉先生為振興中華詩教奔走呼號的影響，走上傳播詩詞文化之路……

本書副主編、中文系1978級校友余曉勇聯系上自己的老師魯德才，后者是南開大學古典小說與戲劇領域的資深教授——葉嘉瑩第一次來南開，是由魯德才迎接的；在主樓111教室講第一堂課，也是魯德才上臺介紹、致辭的。上世紀90年代，葉嘉瑩在南開創建中國文學比較研究所（現名“中華詩教與古典文化研究所”）并任所長，魯德才則是為初創的研究所忙前跑后的首任副所長。兩位學者、同事間情誼甚篤，葉先生曾贈詩給魯先生：“襟懷伉爽本無儔，為我安排百事周。”余曉勇覺得，要為葉先生出書，沒有魯先生的回憶是不完整的。

魯先生當時已經89歲了，眼睛剛做完手術。撥通魯德才家里的電話，余曉勇還擔心太過冒昧，沒想到，老人爽快地答應接受采訪。“我們前后去了五次，第一次就聊了兩個多小時。”劉學玲回憶說，“魯先生好像早就在等我們來，聽他講葉先生的故事。”

整本書中，篇幅最長的文稿來自身在日本的1979級中文系校友葉言材，題為《我與姑母葉嘉瑩》——他是南開學子，也是葉嘉瑩的侄子。作為學生，他聽先生“跑野馬”直到“熄燈號”吹響；作為侄子，他知道姑母當年腿腫得老高，還執意從加拿大長途飛行回國講學的堅持。他曾陪年近八旬的姑母到葉赫古城“尋根”，也陪同拜訪過陳省身、楊振寧等學者。循著姑母的足跡，葉言材同樣畢生致力于中國文學的教學和研究，退休前，他在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中國系任教32年。葉先生評價這個侄子，是家族后輩中“唯一一個與我相近和比較能夠理解我‘回國教書之志’的人”。

葉言材覺得，他有責任通過親歷者和見證者的視角，真實記錄下姑母在傳承中華詩教道路上的付出，記錄下姑母至為看重的，那些一路上關愛、幫助過她的學界師友。寫作過程中，葉先生親自給他發郵件提供素材，囑咐他一定要將陳省身夫婦寫進文稿里，因為“他們都喜歡詩詞……經常來我班上聽課。對我極為關愛”。

編書過程中，編委會收到三套當年學生聆聽葉嘉瑩授課時做的課堂筆記。40年過去，保存非常完整，“可以直接出版的水平”，成為考證書稿時重要的參考資料。

其中一套來自1978級的楊茜萍。老師從左到右寫滿又擦去的板書和旁征博引的講授，都被她用娟秀的鋼筆字記錄下來。40多年間，楊茜萍搬家近十次，藏書的房間也曾被水泡過，這套筆記始終完好。

這讓劉學玲想起葉先生保存、整理的顧隨授課筆記與文稿。葉嘉瑩跟隨恩師顧隨聽課6年，手寫下八大本外加許多散頁的筆記，她一直視如瑰寶。在飄零輾轉憂患苦難的生涯中，從北京、上海、南京、左營、彰化、臺南、臺北、美國、加拿大一路走來，多數書物都已散失，只有這些筆記一直隨身攜帶，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回國授課后，葉嘉瑩將其整理，指導顧隨先生之女顧之京輯錄，終于在1986年出版了《顧隨文集》——那是顧隨辭世26年后，出版的第一部遺著。

跨越數十年的時光，兩個埋頭抄筆記的學生形成奇妙的互文。“這就是繼承老師衣缽吧。”劉學玲說。

“詩生”

看到征稿消息，韋承金試著把一篇已成稿投給編寫組，標題是《“跑野馬”之境——在南開聆聽葉嘉瑩先生古典詩詞講座札記》。沒想到，這成為全書唯一一篇被葉嘉瑩批注“全然不需改動一字”的文章。

但韋承金說，自己只能算葉先生的“講座弟子”。他并非文科出身，是南開經濟學系2001級校友，因為醉心詩詞與昆曲，20多年來，只要有葉嘉瑩的講座，韋承金幾乎場場必到，悉心聽記。

他仍清晰記得與葉嘉瑩的第一次見面。2004年，南開大學召開“慶祝葉嘉瑩教授八十華誕暨詞與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還在經濟系讀大三的韋承金早早趕到會場“占座”。那天，先生照例“跑起了野馬”，從坎坷的人生經歷講起，言及自己從事古典詩詞教學數十載而“人生易老夢偏癡”的緣由：“我覺得，我們國家、民族，現在雖然是日臻富強了，可是我常常想，我們在追求物質這方面的成就之外，我們的精神、我們民族的精神、國民的品質，也同樣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雖然生命是短暫的，但我們的感情、我們的理想、我們的希望、我們的追求是永遠的，我們詩歌的生命、我們中國文化的那個血脈的源流，這種精神是生生不已的。”

彼時的韋承金正為未來彷徨——眼看就要大四，是在經濟專業領域發展，還是遵從內心的熱愛和理想，成為一名文字工作者？他在學生時代就是不折不扣的“文藝少年”，雖因各種原因報考了文理兼招的經濟系，內心深處對傳統文化的向往卻不曾減退。

那段話給臺下的韋承金帶來巨大的震撼。“你自己心里其實已經有了一個模模糊糊的方向，這時如果有人給你深刻的鞭策，你會更加堅定。”他決定跨專業考研，從事中國美學研究，盡管最終沒能考取，但在就業選擇中，他還是在入職企業和在《南開大學報》做編輯之間，選擇了后者。2006年至今，他已在學報編了近20年的文藝副刊。

“85后”陳凱在南開讀本科時念的是商學院，他同樣是葉先生的“講座弟子”。因為大二時聽了一堂先生主講的“大師課”而成為“葉粉”。畢業工作之后，他放不下心中熱愛，回到母校在職讀研，這一次，他選擇的是圖書情報專業，“主修課程里有文獻學和版本學”。他一邊學習，一邊通過舊書網等渠道購買葉先生歷年出版的各種學術著作，也花高價收集散落在藏家手中的、葉先生的親筆書信。《為有荷花喚我來》一書中，陳凱就根據他收集的一封葉先生1991年與時任南開校長母國光的通信，完成了一篇《葉嘉瑩與南開大學結緣的一段過往》，那是極具史料價值的書稿之一。無論是跨界進修、還是高價收藏，只因為可以“更好地了解先生的學術生涯，傳承大師之風”，陳凱覺得一切都“非常值得”。

執著、熱愛，成為采訪中的高頻詞。校友會募集的資金全部用來出書，《為有荷花喚我來》的編委們不拿一分錢報酬，甚至自己貼錢。好幾人在采訪中不約而同提到南開的“書生氣”——他們有自己的內心堅守與價值標準，若置于詩心詞意之間，又何嘗不是一種“詩生氣”。

當被問到跟隨葉先生這些年最大的成就感來自哪里，汪夢川的答案既不是論文也不是榮譽，而是自己的詩詞、駢文創作水平“大幅度提高”了，“這個是我最滿意的一點”。談及此，這位南開文學院副教授高興得像一位仍在求學的學生。

他為這本書所寫的文章名為《為己與為人》，出自孔子“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就是為了有所得于心、提高自身修養；‘為人’則是說做給別人看、為了得到別人的肯定。”他寫道，“一言以蔽之：古人為學，目的是安身立命，而今人則往往是為了外在的各種利益或光環。”而葉先生，則有“今之古人”的風范。

編委們找到一封葉嘉瑩來南開教學之初，給李霽野先生的信，她在其中專門提到對這座學府的初識印象，“我覺得南開的老師有一種正直、誠懇、認真的作風”。

今年已91歲高齡的魯德才仍清楚記得這6個字，這也是他對葉嘉瑩的印象。“葉先生回國就是為了講學，她樸實、真誠、不張揚，就想認認真真搞學問。她真愛詩詞，詩詞就是她的生命，所以她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傳給學生。她不是回國‘養老’的，也從沒想過靠自己的名聲得到點兒什么，她就是一個心思純潔的、有老一輩學人風范的愛國學者。”魯德才認為這種“精神上的契合”是葉嘉瑩晚年選擇在南開設立研究所的一個重要原因。

葉言材總說他和姑母的性格很不一樣，但在劉學玲看來，這對姑侄有著一脈相承的嚴謹。“葉師兄一再跟我們說，對書稿里的文字、插圖，有疑問的地方一定要核對清楚。”而他本人在撰稿過程中，也常常發郵件和姑母確認細節，為了葉家老宅屏門上的“壽”字顏色究竟是紅是黑，姑侄倆也會一來一回地“爭論”。為什么如此“較真兒”？葉言材告訴記者，他不寫便罷，只要寫，就要保證事實的準確，那是他對姑母的尊重。

為了給先生出這本書，“人家說三審三校，我們三十校也不止。”劉學玲說。書中的照片說明都做了一一考證。為確定一張照片到底是上世紀80年代初還是80年代末拍的，他們多方核實，最終發現，這張多次被引用的照片時間標錯了。

這樣的嚴謹為葉先生稱贊。

但也有“挨批”的時候，比如有些第一批征集來的文章被批“沒有真情實感”。

在汪夢川的師妹黃曉丹的印象里，葉嘉瑩尤其看重一件事——真誠。學生評詩，如果只是搬運別人的觀點或趕時髦，和自己的生命體驗沒有關系，不夠真誠，先生覺得“不是什么好事情”。

韋承金曾把自己創作的幾首詩詞發給葉嘉瑩審閱，先生肯定了他的才華，卻也直言不諱地告訴他：“我讀了你的舊體詩詞之后，覺得酬唱的作品太多了，把作品的品格降低了……寧可少作詩，但是要作就一定盡力作出好詩來……要在心里面真正有所感動時才寫詩。”

現在黃曉丹做研究，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就是“誠實地表達”。

采訪中，好幾位采訪對象特意叮囑，不要寫他們的故事，寫葉先生就好，因為不希望夸大了他們的成就，“借著葉先生的光芒抬高自己”。

師·生

“沒關系沒關系，我要站著講。”

南開大學原校長龔克一直記得初見面時，葉先生對他說的這句話。那是2011年初，他剛剛赴任，在學校舉辦的一場春節茶話會上，87歲的葉嘉瑩教授堅持起身，向新校長做自我介紹。龔克想讓葉先生坐下說，老人不肯。她像上課時一樣，站在原地，將自己從加拿大回國來南開講學的經過娓娓道來。她緩緩吟誦起自己在溫哥華向祖國遞交申請之時寫下的詩句：“向晚幽林獨自尋，枝頭落日隱余金。”這兩句詩一下子打動了龔克，讓他至今記憶猶新，“先生在獨自尋什么？她肯定不是在尋找回住處的路，而是在尋找歸國從教的路”。

《為有荷花喚我來》一書的開篇，是葉先生親撰的《我與荷花及南開的緣分》一文。她在文中夸贊龔克“每次見面經常與我談論詩詞……有一次開會，他走在我的身邊竟然還順口背了我的一些詩作，我對理科出身的領導能對舊體詩詞有如此濃厚的興趣和修養，實在感到欽佩不已”，龔克卻說，自己不會作詩，是葉先生一身“文氣”、起身講誦、興發感動的師者風范感染了他。

“先生要站著講”——幾乎每個采訪對象都會和記者提到這一點，也包括給本書作序的南開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陳洪教授。1979年葉嘉瑩第一次授課結束，臨行之際，當時還在中文系讀研究生的陳洪為先生整理了行李。20世紀90年代，葉嘉瑩創立研究所的過程中經歷了不少波折，也是在陳洪出任中文系主任后，與各方合力推動，事情逐漸有了轉機。“30多年來陳先生親眼看到了我所走過的每一步足跡。”葉嘉瑩在《我與荷花及南開的緣分》中寫道。

作為同行，一路走來，陳洪也對葉嘉瑩“年過九十，站著講兩個小時詩詞”的風采欽佩不已，他覺得那是葉先生對學生、對詩詞、對教師這個職業的尊重。“說起來都慚愧，我一過了七十歲，就總坐著講了。”

但在南開師生眼中，自嘆慚愧的陳洪與葉先生有著相同的師者之風。“陳洪先生給很多屆本科生講過大學語文這門基礎課，后來也一直帶著我們這些后輩教師講大學語文，還拿到了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獎。”中華詩教與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張靜說，南開學風鼓勵老師以講臺為重，有一種“培育好老師的空氣和土壤”，“好像大家都有種使命感，覺得做老師的立足點應該是先把課上好，只做文獻是遠遠不夠的”。

張靜師從葉嘉瑩多年。她在《為有荷花喚我來》中撰寫了一篇名為《望日蓮》的文章。望日蓮是向日葵的別稱。葉嘉瑩在南開40余載，不只她的學生，她的親人、朋友、同事，甚至“粉絲”，很多都成為老師。他們就像是一朵朵望日蓮，無論被栽植到哪一片土地上，都始終望著啟迪心智的光芒照來的方向，結出沉甸甸的種子。

葉言材在日本大學任教幾十年，他發現自己為師、為學的風格受到了姑母潛移默化的影響——姑母“偏愛”上大課，他自己也如此。他教日本學生中文，最喜歡上的課是最基礎的“會話”，即日常漢語對話。這顯然不是一門能出論文、出成果的課，但葉言材不在意，他覺得，“既然他們要學習中國文化，那就必須把基礎打牢靠。我是中國人，又是南開中文系出身的，我有責任告訴他們原汁原味的中文是什么樣的，要把中國文化真正的魅力展現給這些學生。”

張靜至今記得，自己第一次踏上講臺前，在家里“排練”了好幾遍，心里始終有個困惑：正式面對學生時，要不要照本宣科？“我們成長路上經歷過不同的老師，有的可能就是照本宣科；有的就像葉先生，有充分準備，沒有稿子，天馬行空，啟發學子的心靈。”張靜說，對于一個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年輕人來說，前一種更容易，可她思來想去，還是決心做足準備，放下講稿。

老師的影響不僅在課堂上。1981年，還在上大三的趙季幫助葉嘉瑩整理《論柳永詞》的講座錄音。文章隨后在《南開學報》發表，成為葉嘉瑩在中國大陸學術期刊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文章末尾，葉嘉瑩特意署明“整理者：趙季（南開大學中文系學生）”，并托人轉交一百多元的整理費，趙季堅決不收。為此，葉嘉瑩把他叫到天津第一飯店吃了一頓便飯，鄭重地把整理費交給他，“這是你業余時間的勞動，你必須收下”。

“這個場面像照片一樣一直印在我腦海中。”72歲的趙季說。

畢業后，趙季留校任教，桃李天下。直到現在，他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只要是學生業余時間幫助錄入或校對，他都一定按字數或時間付給學生費用。著作出版時，他也一定會在后記中說明哪些學生從事了哪些相關工作。

詩·生

播下種子的人——這是陳洪對葉嘉瑩的形容。她一生傳承中華詩教，播種師心，也播種詩心。“陳省身先生是大數學家，也在葉先生的帶動下提筆寫古體詩。”葉嘉瑩八十歲壽辰時，常來聽她講課的陳省身為她賦詩賀壽，寫下“錦瑟無端八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歸去來兮陶亮賦，西風簾卷清照詞。”陳洪覺得，這就是葉嘉瑩的魅力，“不見得馬上就能看出怎么樣，但她的影響在那兒。”

“書生報國成何計”的拳拳心跡，早已在馬蹄湖畔寫下了答案。為激勵南開大學的學生學習古典詩詞，1997年，葉嘉瑩用自己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退休金的一半設立了“駝庵獎學金”，一年一度，延續至今。考試內容是《論語》《孟子》《漢魏六朝詩選》《唐詩三百首》《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最初一等獎獎金為兩千元，近年增至一萬元。

獎學金開始只面向中文系學生。趙季向葉嘉瑩提議，很多文理兼優的學生，在高考時被動選擇了理工科，其實他們的古典詩詞水平很高，熱情也很高。葉嘉瑩欣然同意。現在，“駝庵獎學金”已在南開鋪開，許多理工科學生獲獎。

2017年，葉嘉瑩又在南開大學教育基金會設立“迦陵基金”，目前已完成了前期捐贈3000余萬元，用于支持中國傳統文化研究。

沈立巖感到，一種氛圍正在形成，“南開從上到下詩學的意識越來越強烈”。

南開大學圖書館里，葉嘉瑩的書不知被“翻爛了”幾套。她的講座或公開課，晚上7點開始，下午4點多就開始排隊，講座每次都安排在最大的主樓小禮堂，還是裝不下。迦陵學舍成了學子們的“打卡地”，每年開放日，領票的學生總要排長龍。

“辦教育不光是在課堂上講，要整體形成一種氛圍。”曾見證著迦陵學舍從圖紙到建成的龔克提起了南開校歌，“美哉大仁，智勇真純，以鑄以陶，文質彬彬”。

“‘以鑄以陶’用什么呢？就是整個校園文化。不是所有南開的學生都聽過葉先生講詩詞，也不是所有學生都能記住葉先生寫的每一首詩，但她的到來、迦陵學舍的落成、中國古典文化氛圍的興起，陶冶出學生對傳統文化的喜愛，不管自己能不能做詩人，都愿意讀詩詞、欣賞詩詞、尊重詩詞包含的文化。我們希望能把這個留在校園。”龔克說。

最近，韋承金正著手把自己20年來在南開聽講座的札記、寫過的學人散文整理出來，集成兩冊書，“我沒想過能不能出版，只是想像先生傳承詩詞一樣，把南開的學風和文脈，通過這些文章傳承下去”。

他將編訂好的目錄轉呈給葉先生，先生非常開心，提了八個字：學者有師，斯文有傳。

葉言材幾乎每年都會在姑母慶祝生辰時送上一份禮物。今年，他用自己的退休金，為姑母塑了一座白銅制的全身像，凝筑她回國40余年，站在三尺講臺傳承中華詩教的風采。銅像參考了葉先生最為大眾熟知的形象——長身玉立，一條輕盈的素色紗巾垂在身前，右手自然地向外揮到一側，手指微伸，動作神態像是在講解板書，傳授詩詞。

2022年《為有荷花喚我來》出版。“這本書是我跟南開的老師，跟所有聽講的南開同學之間的一個紀念。”葉嘉瑩專門為此錄了一段視頻，她披著荷花披肩，又誦起自己那首詩：“結緣卅載在南開，為有荷花喚我來。修到馬蹄湖畔住，托身從此永無乖。”

編委會的成員們，看到這里幾乎落淚。

他們想起葉先生在書的開篇寫下的一段話：“記得多年前我曾讀到過一篇考古的文章，文章記述在一座漢代古墓中發現幾顆千年以上的蓮子，經人們嘗試種植以后，竟然也生長出來了新一代的蓮葉和蓮花。夫禪宗有傳燈之喻，教學有傳薪之說，則我雖老去，而來者無窮，人生之意義與價值豈不正在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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