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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的《大斷裂》于2015年在國內翻譯出版，我買的這本已是2020年第6次印刷。

本書旨在指出后工業時代西方社會中凸顯的一些問題——主要指向西方社會資本的急劇流失。社會資本是指人與人之間社會交往的密度與黏性。人們通過密集和廣泛的社會交往形成參與精神、組織能力、責任意識、契約精神等等，是民主有效運作的基礎。

全書分為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指出美國等發達國家出現一種“大斷裂”的現象，即社會資本在消亡；第二部分論證“社會資本”賴以存在的根基——道德；第三部分則探討如何改變現狀。

“大斷裂”——社會資本的流失

二十世紀后半葉，發達國家出現一些當時學者普遍憂慮的問題。例如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負增長；結婚生育的比率也在減少；離婚率飆升；三分之一的美國新生兒為非婚生，北歐的這一比率則超過半數；調查數據顯示人們之間的信任程度在下降等等。

福山敏銳地提出，這個更加復雜的、以信息為基礎的經濟，除了給人們帶來各種福利，也對社會和原有的道德生活進行了解構。腦力勞動取代體力勞動，更多女性走上工作崗位，顛覆了原有的家庭模式?！皞€人主義”文化的興起，削弱了家庭、團體、國家的凝聚力。強調個人“無拘無束”的感覺，強調個人自尊的基調基礎上，一系列運動由此而發——性革命、女性解放和女權革命、同性戀權利運動等等。這些都對原有的社會規則構成了挑戰。福山憂慮地指出極端個人主義的危害性極強，它會導致社群的喪失。

并不是所有的共享價值觀都會形成社會資本，能夠帶來社會資本的價值觀必然要含有一些“人類的美德”，例如誠實、守信、互惠等。有些社群共享的價值觀不是如此（一些黑幫文化），那么必然帶來混亂。

既然要判斷存在“大斷裂”，那么就勢必涉及對社會資本的度量問題。如何測量？福山提出可以有兩種不同的間接測量方式。一種是正面的測量，調查信任度和價值觀等；另一種是負面的測量，調查犯罪率、家庭破裂、吸毒、訴訟等等。福山在本書中引用了大量這兩方面的數據，并根據這些調查數據和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憂慮地提出可能存在社會資本流失，社會有向失序滑落的風險。

是什么原因導致“大斷裂”的產生？福山探討了可能的四種原因：貧困和不平等、財富的增長、錯誤的政府政策、文化轉變導致。但福山經過思考，認為這些原因都不能很好地解釋“大斷裂”現象。他試圖從人口、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綜合解釋上述現象。

福山先回顧了關于犯罪率上升的各種研究，接著回顧了關于信任度的研究。從這些現象中，福山將女性的作用重點提煉了出來。的確，從60年代開始，避孕和墮胎合法化逐漸在發達國家被廣泛接受，有人認為這導致了出生率的下降。

福山描繪出的“大斷裂”，他認為會產生嚴重的后果。持續下降的生育率可能會引發社會保障的風險；還可能會帶來親屬關系的衰弱，削弱社會凝聚力；家庭破裂給后代造成的成長創傷等問題；犯罪率高，不利于社區穩定和社區交流；總之，就是人與人之間交流頻率下降，社會資本流失。

這種大斷裂是不是可以避免呢？福山認為可能無法避免，文化差異可能延緩“大斷裂”，但無法避免它的到來。福山具體用日本和韓國的例子來說明，這兩個國家低犯罪率、核心家庭比較穩定、非婚生育率較低，看上去與西方的“大斷裂”表現很不一樣。他進而指出日韓女性就業率較低，工資也較低，日本在1999年時還沒有完全準許避孕藥的使用，日韓女性為孩子養育投入大量精力等等。其中可以看出文化對經濟選擇的影響力，但作者認為遲早會發生沖擊。文化的特點就是它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盡管比較緩慢，但“雖遠必達”。

如果今天發生的一切，令你感覺“不爽”，那么你會調整自己的行為。人類文化就在千千萬萬個個體的調整行為中悄然發生變化。所以要理解“大斷裂”，就要理解“人性”，理解“道德”。

社會資本的根基——人類道德

于是，福山轉而去討論了“論道德的譜系”。他提到了哈耶克的“擴展秩序”，人類社會的秩序可以來自于等級（階層、正式、理性），也可能來自于自發（非正式、非理性）。于是，福山將秩序的來源進行了四個象限的分類，并分別討論了某些現象和某些學科在秩序象限中的位置。例如，正式法律屬于“等級”和“理性”的象限；市場屬于“自發”和“理性”的象限；鄉野習俗屬于“自發”和“非理性”的象限；宗教組織屬于“等級”和“非理性”的象限。

之前的學者們對人類行為（文化）的理解，傾向于認為是社會建構的結果，也就是說是文化驅動的影響。人們本能地厭惡“人生而有別”的觀點，那時還不討論生物學上人類的差異。二十世紀后半葉開始，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展，人們開始討論生物學與人類行為或者文化之間的關系。新生物學認為人類文化的差異性并不像它表面呈現的那么大，不同的文化體現了共同的社會需求，而這些需求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生物學原因。當然，福山要表達的也不是生物決定論，而是一種交互作用，更加平衡的文化形成觀。新興的進化生物學其實更有力地支持了社會人而非經濟人的假設。人類的基因中其實是同時寫入了“合作”“利他”與“競爭”“利己”的。

作者討論了60年代以來，政治（國家）、經濟（企業）等方面等級制的衰落，網絡時代，隨著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原來的等級顯得不必要，并且是增加交易成本的，于是組織開始出現扁平化的趨勢。但為什么還會出現類似“硅谷”這樣的產業集中地呢？除了寬帶和網絡，人們的社會聯結在現在這個時代是不是還需要一些其他東西？

福山試圖思考自發秩序和等級制的邊界在哪里，其實換個詞語，不就是在討論“市場”和“計劃”的優劣范圍嗎？

福山提到了市場的不足（自發秩序的不足）：規模不足（可能沒法集中力量辦大事；互聯網可能可以幫我們將原來規模不足的缺點彌補一下，但隨之而來的數據安全問題又會出現）；邊界不清晰（不知道誰算自己人）；需要有重復互動的場景（不然人們可能不會約束自己）；需要分享共同的文化；無法解決其分享的共同文化是否正義的問題（當然，對某文化能否進行正義與否的判斷本身就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缺乏透明性；壞選擇的頑固性。

盡管網絡時代，組織扁平化的確發生了。但扁平化的組織運轉是需要社會資本的，而這種社會資本的形成則往往依賴于領導魅力、金字招牌的等級制。因此，等級并不會很快從組織中消亡，因為人性中有喜歡“高高在上”這樣的內心需求。對地位的追求，是根植于人類情感系統中的。福山認為等級制對于糾正和彌補自發秩序的上述缺陷和局限是很有必要的。等級制的好處至少體現在：通過立法來創造規范；為平穩市場創造條件；領袖魅力可以制造更多社會資本等。

福山認為社會秩序有著重要的天然和自發性來源，在網絡時代，人們的文化道德觀念也會隨著技術和經濟條件的變化而持續演進。

如何重建社會資本

福山用流暢的文筆和各種舉例，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發展既促進了道德行為，又傷害了道德行為。福山認為社會資本不是公共產品，它是自私的個人出于長遠利益創造出來的，雖然不是公共產品，卻充滿了外部性（對廣泛的社會有許多有益的溢出效應）。

社會資本并不是僅可以由私人部門創造，政府（公共部門）同樣可以創造社會資本。福山用“亦敵亦友”來形容政府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系。例如，教育體系，在創造社會資本中起到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但福山也指出，政府也會是社會資本最大的破壞者。

福山在最后的部分指出，“大斷裂”不是60年代以來的獨特現象。歷史上，曾經有過很多次的“大斷裂”。如何解決“大斷裂”的問題呢？書中提到兩個方向的可能答案：

第一是自下而上的方案。舊的合作形式遭到破壞，人們會根據情勢來調整合作方式。

第二是自上而下的方案。政府可以在這個過程中介入，為培育新的社會資本提供激勵機制。

事實上，這種自下而上的方案的確發生了。導讀中，劉瑜老師提到美國在90年代后，隨著互聯網的興起，人們以新的方式密集結社。社會資本不是衰退了，而是轉型了。

讀罷這本書，不由地想，個人主義的本質是什么？到底是“自我主義”，還是將他人也理解為一個“自己”，即“人本主義”。如果是后者，個人主義的興起，其實與社會資本的發展并不相悖，而是會促進社會資本的發展。

關鍵詞： 社會資本 個人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