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全球疫情和經貿形勢不確定性很大，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一些難以預料的影響因素。隨著復工復產復市加快推進，經濟加快恢復，但全球疫情大流行，不確定因素仍多，復蘇基礎并不牢固。

而內外需求下降導致經濟循環受阻，居民非必需消費受疫情沖擊受到嚴重抑制，其中，房產、汽車等大宗商品消費大幅下滑，消費增長受到明顯制約。

眾所周知，汽車產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產業。汽車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約為3%，可以帶動和促進鋼鐵、機械、化工、橡膠、電子、科研以及汽車服務業、汽車保險業、汽車金融業等多個行業的發展和就業。

據測算，2019年，全國汽車制造業營收8.08萬億元，保持制造業產業生態和供應鏈穩定，能夠避免或降低中國經濟長期負面影響。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顯示，今年4月中國汽車產銷實現了同比、環比增長，結束了連續21個月的下降態勢。在業內看來，這與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企業不斷讓利促消費密不可分。

“地方政策成為今年政策主力，預計將拉動乘用車2020年銷量79-116萬輛，占2019年乘用車銷量3.5%-5.1%。”5月21日，興業證券在研報中指出。經其測算，目前已明確出臺刺激政策的省市預計2020年新增銷量78.5萬輛，占2019年乘用車銷量3.5%。興業證券預計潛在仍可能進一步出臺刺激消費的地方政策預計能拉動37萬輛，占2019年乘用車銷量1.6%。

因此，面對尚未完全從疫情中恢復的汽車產業，如何通過減稅、補貼、限購“松綁”刺激汽車消費、推動汽車產業轉型升級成為今年兩會車企代表、委員們的熱議話題。

推進稅費改革

自2018年以來，我國汽車消費市場連續兩年出現下滑，加之今年疫情的蔓延，嚴重影響中國汽車產業發展。

在刺激汽車消費上，多位代表委員認為中國汽車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進一步激活消費活力。而在諸多制約因素中，汽車行業稅收制度已成為地方提振汽車消費主動性和積極性的重要障礙。

因此，全國人大代表、長城汽車總裁王鳳英和全國人大代表、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建議應將車輛購置稅由中央稅改為中央地方共享稅，中央和地方共享比例為各占50%。

同時，將調整后車輛購置稅適當比例用于汽車企業新技術研發以及促進汽車消費。在消費層面，將調整后車輛購置稅地方財政收入適當比例用于持續推動 “汽車下鄉”政策，落實相關汽車消費補貼措施，這樣消費者可以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中國汽車消費市場潛力也將得到進一步挖掘和釋放。

全國人大代表、廣汽集團董事長曾慶洪認為我國千人汽車保有量只有發達國家的1/5左右，國內汽車市場仍有很大的潛力待挖掘，通過出臺政策，改善消費環境，鼓勵促進汽車消費具有現實可行性。

因此，曾慶洪建議減輕汽車消費總體稅負，改善汽車消費環境，拓展消費渠道，刺激消費。其中包括減免路橋費、優化汽車消費補貼政策等，帶動消費市場;加快放開皮卡進城的速度;加大汽車下鄉支持力度，對農村老百姓購車實行特定的補貼或優惠政策;進一步減輕汽車消費總體稅負，有條件減免購置稅、降低消費稅稅率、貸款利息與個人所得稅抵扣、二手車交易增值稅調整，大力發展汽車金融等政策降低購車成本，刺激汽車消費;降低新能源、二手汽車首付比例及按揭利率，鼓勵汽車金融向后市場延伸等多項具體建議。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萬順機電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周善紅呼吁繼續為民企減負，進一步細化降低企業負擔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各項措施。包括進一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減輕企業資金使用成本;進一步寬松企業用工環境;再適當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等。

此外，全國人大代表，上汽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陳虹表示，要階段性放寬職工住房公積金提取限制促進消費。

“刺激汽車消費的政策總體上是好的，但目前我國汽車產業已經進入政策實施后的平穩發展階段了，簡單的減稅不一定能起到有效的刺激作用。”5月25日，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崔東樹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

“簡單減稅的話，地方政府就更不愿意發展汽車產業了。”崔東樹表示，目前地方政府在房地產行業的收入下降，其他方面經濟收入增加是支撐地方發展的關鍵，減稅的提議從企業自身利益角度來說是完全正確的，但從整個行業的角度和從社會角度來說，是不現實的。

建議限購“松綁”

在刺激汽車消費的建議中，考慮到車市長期處于下行狀態以及限購城市消費者的“剛需”，在相關部門逐步推出放寬汽車限購政策的同時，取消限行、限購政策的建議再次被提上議程。

曾慶洪認為，應鼓勵汽車限購地區出臺政策，帶動汽車及相關產品消費。適當增加汽車號牌配額，取消限購限行或放寬購車準入條件、放寬個人或家庭汽車牌照限制。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合眾新能源汽車有限公司董事長方運舟則建議先放開城市新能源汽車限購指標。

關于取消汽車限行限購等話題也引發了網友討論，微博“建議取消汽車限購限行”話題閱讀量高達1.6億。

針對限行限購政策最為嚴格的北京，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航大學副校長吳仁彪建議，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京津雙城聯動發展的大背景下，北京取消對天津汽車的限行政策，讓車輛在京津兩地“一路暢通”。

“對小汽車實施限購限行，不符合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精神。”5月25日，有汽車業內專家對記者表示，只有北京對新能源汽車實施限購政策，而且，北京限定的新能源汽車只是純電動車，嚴重不合理。

“《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用改革開放辦法，穩就業、保民生、促消費，拉動市場、穩定增長，走出一條有效應對沖擊、實現良性循環的新路子。取消汽車限購限行，完全符合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句話。”上述專家表示。

近日，天津市政府發布了《天津市促進汽車消費的若干措施》，明確2020年內天津將新增小客車個人增量指標配置額度35000個，全部以搖號方式配置。此前，廣州、深圳、杭州、上海等地也先后做出對購車指標進行“松綁”的舉措。

但如何進一步激發消費者對汽車消費的熱情，讓地方政府能多保障牌照增加后帶來的擁堵問題，也是政策實施后必須要面對的難題。

“限購‘松綁’是近幾年政府一直在努力推進的，這項建議在其他城市是有可能實現的，但北京修改外地車輛進京政策以及限購‘松綁’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崔東樹告訴記者，“北京限行限購的政策能夠堅持這么長時間，是出于多方面考慮的。”

在崔東樹看來，北京群體的購車需求都沒有解決，外地群體更為艱難，一體化的交通出行措施應進一步完善。

盡管無法取消限行限購政策，但崔東樹認為，天津促進汽車消費的政策值得北京學習。

“北京限制牌照對緩解交通壓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作為郊區的百姓，通過搖號政策難以獲得北京牌照，政府如果設置禁止進入五環的郊區牌照，以家庭為單位，便于順義、昌平、平谷等郊區百姓的出行，既帶動了汽車消費，對交通的影響也不大。”崔東樹最后表示。

關鍵詞： 汽車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