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深圳的曾老板派車前往廣西，往返2000多公里，“搶”回工廠的模切師傅。相比之下，模切師傅的兒子，今年即將本科畢業，但面對著當下慘淡的“春招”市場，正一籌莫展。

企業主對于技工人才的重視，正是技工人才緊缺的一個縮影。官方數據顯示，當前我國技能型人才缺口高達2000萬，技工荒普遍存在于大中小型制造業企業中。不過，一方面，企業對專業技術人才求賢若渴;另一方面，“最難畢業季”年年都有，但今年因為疫情沖擊，顯得更為嚴峻。

此外，比起進工廠學技術，時下的年輕人似乎更熱衷于選擇銷售、快遞、外賣和網約車等行業，全社會結構性用工荒愈發突出。

作為技工出身自主創業的企業主，曾老板呼吁年輕的男生應該進工廠，學技術。“現在外賣、網約車這些，可能一入行就有七八千塊，但是沒有一技之長，雇主換人成本很低，將來年紀大了會很被動。有技術就不會受年齡的限制，反而會隨著你的從業經驗增長而增值，越來越吃香。”

專業技術人才奇缺

“我們工廠是2月17日開工的，有兩個模切師傅是廣西人，說因為遇到疫情當地沒通車，出不來，怎么辦呢?我說我派車來接你們，本來想兩個一趟接回來，但是有一個師傅家人擔心疫情，不讓他走，只接走一個。過了幾天，家里不讓走的那個又說可以出來了，我又派了個車去接他。”曾老板表示，2月24日開工時，人員到崗率不到20%，總共20條生產線只勉強開動兩條。因為打樣品特別費時間，客戶轉走了一些量產單，他心急如焚，一直在催員工趕快回來上班。

“普工還好，沒到位可以馬上招到人。重點是技術員，培養一個技術員，上手要半年，熟練要兩年，這是我們的核心資產，不容有損失。”他說，去廣西接人，油錢、請司機的錢，加起來幾千元，不算什么。對于其他返崗的技術員，他也是報銷全部路費。

東莞的徐老板，對于今年返崗的技術人員，全部報銷機票，廣東省內不需要坐飛機的，則可以打專車過來，他來報銷打車費用。“我們的技工，全是自己培養出來的。有人來做普工，碰到愿意學的，我們慢慢教技術，然后每年漲5%～10%的工資把他留下來。在外面根本招不到現成的技工，全靠自己培養。”

正是因為培養一個技工不容易，所以倍加珍惜。年前一個師傅，因為一些事被徐老板說了兩句，人家一氣之下回了家。年后，老板老板娘輪流打電話，讓他坐飛機過來，報銷機票，年前回家的車票也一起報了。老板娘說：“有時候師傅發脾氣，我們根本不敢吭聲，我跟我老公說，感覺師傅才是老大。”

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

曾老板從廣西接回的一位模切師傅，其兒子今年即將本科畢業。“現在反正是待在家里，寫論文，工作還沒影呢!去年秋招的時候競爭就很激烈了，沒聘上，指望今年的春招。往年這個時候，學校會組織招聘會，今年是不可能了，孩子焦慮得很，不知該怎么辦。”

雖然模切師傅也為兒子的工作著急，但他絲毫沒有讓兒子跟他學技術的打算，從當初選擇專業開始，進工廠就沒有納入他們的考慮范圍。“做這個太辛苦了，又沒有出息，我們拼命干活的動力是不想讓兒子再進廠做事了，上個好大學，將來坐辦公室。”

只是，“坐辦公室”的工作競爭何其激烈?根據教育部消息，2020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將達874萬人，同比增加40萬，創下歷史新高。供給增加，需求并未同步增加，受到疫情影響反而變少了。今年企業的用人需求減少。根據智聯招聘春季求職競爭周報(3月2日～3月6日)，22.7%的企業表示有裁員計劃。

此外，BOSS直聘發布的《2020年春節后10天人才趨勢觀察》數據顯示，應屆生新增崗位規模同比降幅49%，作為應屆生崗位創造主體的小微企業(100人以下)應屆生需求同比降幅達60%。

“我們招技術員不看學歷，主要看經驗。當然也想招大學生，因為他們學東西厲害，上手快。可留不住啊，做幾天就走了，有的甚至只看看環境就走了。”徐老板向證券時報記者介紹，今年他想加強網絡推廣這一塊，招網絡推廣和運營人員，招聘信息一發布，就收到好多大學生的簡歷。

“其實，這些職位收入還沒有技術員高。”徐老板說。

“五千塊錢找不到技術工，但是可以找到大學生”，成為一種獨特的職場怪象。這與當下技工的社會地位有關。在人們的印象中，技工是一份不太“體面”的工作，又苦又累還可能會有職業危害，出路幾乎被定格在車間第一線，滿身的油污，繁重的勞作，無休止的加班，職業發展渠道單一，上升空間和成長模式狹窄，收入不高，社會地位低。這些都讓大學畢業生望而卻步。

年輕人做技工意愿大減

不光是大學畢業生瞧不上技工工作，很多非大學生也不愿意做。

謝工目前是某省會城市一家五星級酒店的工程總監，18歲技校制冷空調專業畢業后，一直勤勤勉勉從事本專業工作，從空調工做到主管，再到總監。目前40歲出頭的他，年薪超過50萬元，在內地過得相當滋潤。

正是有了自身經歷的成功案例，謝工也積極希望家里的年輕人多學技術，但幾個晚輩都沒有走他的路。他曾把侄兒小浩帶到他工作的酒店工程部上班，希望能學到一技之長。但小浩做了一年多還是離職了。

“制冷太難學了，我實在是沒有底子，很累，天天貓在機房里，沒意思，工資也不高，一個酒店就一個總監，猴年馬月能做到叔叔工資那么高，那么輕松?”小浩這樣向證券時報記者解釋。目前他在一家網紅奶茶店上班，工資和原來差不多。

在東莞一個工業區門口的布告欄，貼滿了園區內各企業的招工啟事。一名年輕男子駐足瀏覽，經過交談得知，他想找一份5000元左右的工作，但這些啟事上的普工工資只能開到3800～4300元，不符合他的心理預期。一名負責招聘的女士表示，工資是逐步增加的，如果干到一年以上，去他們廠收入可以達到5000元以上。但他還是笑笑離開了。這位女士向記者表示，很多年輕人都想一上來就要很高工資，卻又不愿意腳踏實地，很浮躁。“如果他們不是總換工作，踏踏實實學習專業、鉆研技術，別說5000元，就是8000元也早就拿到了。”

有意思的是，與之相隔不遠的一條街道上，記者看到一家湘菜館的招聘公告，除樓面經理3300～4600元/月，其他職位如咨客、服務員、傳菜等起薪都是2000多元。記者問前臺來應聘的人多嗎，前臺表示：“多啊，每天都很多人來問，我們要挑選形象氣質比較好的。”

有年輕人向記者表示，不想進工廠，工資低，管得嚴，壓抑。“我送快遞，干好自己的事就行，沒人會管，一個月七八千。雖然618、雙11會忙點累點，但是工資隨便一萬多。工廠能拿到這么多嗎?銷售，快遞，外賣，網約車……這些哪個不比進工廠強?”

曾老板有不同見解。他呼吁年輕的男生應該進工廠，學技術。作為技工出身自主創業的企業主，他知道學技術需要沉淀，可能短時間內看不到收益。“但這個沉淀時間，就像參天大樹當初扎下的根，根越深樹越穩固。現在外賣、網約車這些，可能一入行就有七八千塊，但是沒有一技之長，雇主換人成本很低，將來年紀大了會很被動。有技術就不會受年齡的限制，反而會隨著你的從業經驗增長而增值，越來越吃香。”

職業教育亟待崛起

富士康集團創始人郭臺銘曾在某次論壇上向工信部部長苗圩提問：如今的大學教育和工廠里的實踐操作差距很大，大學生普遍動手能力差，富士康招了很多大學生，可都不愿意到基層流水線工作，政府有沒有什么政策可以鼓勵大學生下基層?

郭臺銘的這一疑問，反映出大學提供的人才與企業需要的人才存在一定脫節。這個問題的背后，一方面是由于教育結構的嚴重偏差，高級技工出現很大缺口;另一方面則是職業教育自身水平尚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一般的求學路徑，是在初中畢業后，考分高的進入普通高中，考不上高中的進入職業高中，很少有優秀的孩子會主動去讀高職。讀高職、高專、技校被認為是“實力不濟”的無奈選擇。因為這種學校在家長和學生眼里就是不入流的。社會環境對職業教育的認同度較低，“職業教育”成了“次等教育”。

不過，反觀日本和德國這兩個制造業強國，職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日本整個產業工人隊伍中，高級技工占比40%，德國達到50%，而我國這一比例僅為5%左右。

德國的職業教育并不是高等教育退而求其次的選擇，而是兩個“平起平坐”的教育方向。德國只有25%的初中畢業生通過高中進入大學深造，多達65%的初中畢業生選擇接受職業教育，成為社會需要的各類專門人才。德國的職業教育由政府全額撥款，一個學生一年可獲政府4100歐元的教育經費。學生在職業學校學習期間就被企業訂購成為企業的準員工，企業要按規定向訂購的技校生每月支付600～800歐元的學習津貼。他們拿高工資，受到人們的重視和尊重，待遇和社會地位都很高。

在日本，高等職業教育機構被稱為“專門學校”，學生如果拿著大學學位去應聘技術型企業，其競爭力通常會比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差一截。所以，如果不是立志成為研究者或白領的年輕人，一般不會削尖腦袋拼命往大學的門里鉆，因為大學文憑對他們的就業、收入并沒有決定性影響。終身雇傭曾是日本勞動制度的一大特點。每年4月，日本各家企業都會通過錄用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或高中生)來補充職工隊伍，然后通過在崗或離崗培訓，將其培養成具有企業特殊技能的公司人。

在我國，近年職業教育也越來越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自2016年以來，“工匠精神”年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近年來全國“兩會”代表和委員紛紛指出，沒有工匠精神，中國制造就少了趕超的內在動力。2019年發布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開頭第一句話即寫道：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多次談及我國職業教育改革。他表示，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重要舉措，要讓更多有志青年成長為能工巧匠，在創造社會財富中實現人生價值。中國技能型人才缺口高達2000萬，要發揮好全國2000多家技工院校的作用，通過擴招培養更多社會需要的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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