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訊 中國經歷了近代以來爭取民族獨立的抗爭，在抵御外來侵略的長期艱苦的斗爭中實現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的完整，人民在和平中享受幸福生活。戰亂動蕩中何談人權？經過戰火的淬煉，人民更加渴望和平、謀求發展。因此更加珍惜民族自決權、和平權、發展權等集體權利，強調人權是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的有機統一。各項集體權利之間也是相互交織、層層遞進的關系。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有利于各國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的發展和個人的全面發展。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時面臨經濟發展和環境惡化帶來的雙重壓力，不能走過去發達國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權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適用范圍都大大拓展了。從時間上看，要實現代際公平，發展應是可持續的，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人類后代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從空間角度看，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發展，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加深，單獨一個國家孤立的發展很難實現。只有通過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可持續發展又為環境權的實現提供了保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植根于中國的國情、為全人類利益謀福利的整體性解決路徑。

彰顯《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的整體性意識與人權保護的整體性觀念相輔相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整體性的布局，簡言之，即政治多極、經濟均衡、文化多樣、安全互信、環境可續。人權的保護同樣應秉承整體性觀念，正如三十年前在世界人權會議上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強調，“一切人權均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聯系。國際社會必須站在同樣地位上、用同樣重視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態度全面看待人權”。

(資料圖片)

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義以及不同的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須要考慮，但是各個國家，不論其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如何，都有義務促進和保護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同樣重要，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并駕齊驅，人權中權利與義務相互統一。

體現了持續發展的人權觀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五個方面，即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貫穿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中設立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169個具體目標，旨在讓所有人享有人權，實現性別平等。它們是整體的、不可分割的，并兼顧了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方面：經濟、社會和環境。中國領導人在聯合國發展峰會上講到，“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民。在消除貧困、保障民生的同時，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證人人享有發展機遇、享有發展成果。要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實現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對全球人權治理作出貢獻

首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反映了中國從國際人權規則被動的接受者，逐漸轉變為推動全球人權治理的積極建設者。人權的國際話語體系包括人權規則、人權理論與價值觀等表達方式。缺乏系統完整并能夠獲得國際廣泛共識的人權思想理論體系，是影響我國發展優勢和綜合實力轉化為國際人權話語優勢的重要原因之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立足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社會實踐，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時代精神，是運用中國智慧解決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共同問題的重大理論創新。自提出以來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共識，今后必將引領和推動全球人權治理的發展方向。

其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平衡了全球人權治理中的“硬法”與“軟法”，使二者相得益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旨在維護全人類的利益，為全人類的美好生活貢獻中國方案。不僅僅著眼于維護個體權利，更加突出集體權利的保護。然而迄今為止，除了民族自決權明確規定在1966年《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中，和平權、發展權和環境權等集體人權均尚未被載入具有國際法拘束力的國際人權條約中。因此，嚴格意義上說，還不算全球人權治理中的“硬法”。然而，當今世界誰也無法否認1966年《發展權利宣言》、1972年《人類環境宣言》、1984年《人民享有和平權利宣言》及1993年《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這些重要國際人權文件所具有的“軟法”意義，這些文件中所倡導的發展權、環境權和和平權的理念及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且相互聯系的人權原則，經過多年的國家實踐與各類國際文件的反復重申已經深入人心。這些“軟法”在確立人權的保護標準、倡導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的行動、爭取獲得更廣泛的國際共識等方面，起著不可忽視和潛移默化的作用。假以時日，通過越來越多的國家實踐和法律確信，這些“軟法”便可能轉化為具有普遍國際法拘束力的國際習慣。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便是很好的例證。

第三，整合碎片化的國際人權規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全球人權治理提供了指導原則和發展方向。二戰后，人權保護突破一國疆域，開始進入國際領域。隨著《世界人權宣言》和人權兩公約以及各個核心人權條約的締結，人權保護的水平和范圍都大大擴展了。然而，人權也并非包羅萬象的萬金油，不是所有的需要和利益最終都能通過人權來獲得保護。如何甄別、揀選、確立權利類型，如何解釋和適用權利邊界等爭議問題，還需要一個總的指導思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全人類利益出發，本著平等包容、開放公平和綠色的原則，為全球人權治理提供了一套系統的中國方案，整合了碎片化的國際人權規則。

第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可以整合既有國際人權規則，而且有利于建立更加普遍和公平的全球人權保護機制。人權保護的實體規范固然重要，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通過何種機制能夠預防和避免人權受到嚴重的大規模侵犯與踐踏，當權利受到侵犯時通過何種途徑獲得有效的救濟，是與尊重人權的國家承諾同等重要的任務。既有的國際人權機制主要由聯合國體系和國際人權條約體系下的保護機制組成。由于二戰后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立和冷戰的開始，締結一個全球性統一的國際人權條約的愿望沒能順利實現，而是形成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分而治之的兩套條約規范和保護機制。國際人權保護機制更是薄弱，充滿對抗色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導建立更加公平的全球人權保護機制，通過平等的對話協商解決人權領域的分歧，不再出于一國私利，也不是將人權作為政治對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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