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識謝重光老師是在先生上的《客家文化與婦女生活》課上。

那一課讓我大開眼界。先生學識那么淵博，但為人卻那么謙和平易；先生講課，用“深入淺出，言簡意賅，娓娓道來,左右逢源”來形容毫不為過。我們原以為客家文化是那樣的遙遠而神秘，聽完課后，卻真切地感到客家文化就在我們身邊，對客家文化油然而生親近之感。于是，在上研究生后，我便選擇了客家文化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拜在先生門下作為其客家研究弟子中的一員。與先生接觸多了，一步步認識到先生的學術造詣和學術貢獻，了解了先生的治學之道和為人之道，景仰之情日增，想把幾年來從師問學的感受寫下來與大家分享的內心沖動也日益強烈 。

(資料圖)

先生出生于一個書香門第世家，曾祖父是前清秀才，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前清貢生，大伯是民國初年的日本留學生，今年已107歲高齡的父親畢業于南京大學，現在還堅持每天讀書看報。良好的家族文化熏陶，使先生從小就養成了好讀書的習慣，并且立志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努力攀登。粉碎“四人幫”后，科學的春天來臨，先生先后考入廈門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深得韓國磐、何茲全兩位史學名家的真傳，并受到眾多名家的教誨和熏陶，形成嚴謹縝密、實事求是、博采眾長、不拘一格的學風，在研究中注意交叉學科、邊緣學科和綜合運用多學科的方法，對史學界的京、滬、華南各派兼收并蓄，擇善而從。在學術實踐中，先生特別敬仰陳寅恪先生，把他倡導的“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及“學者要預流”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在許多重大的學術問題上能夠提出自己獨特的觀點，而又言必有據，持論客觀公允。

以正確的理論指導研究的全局，這是先生研究的一大特色，最為突出的體現是先生在畬族、客家民系和福佬民系問題上的研究。他把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作為解決畬族和漢族客家、福佬民系形成問題的鑰匙，其專著《畬族與客家福佬關系史略》客觀而科學地闡述了畬族與客家、福佬族群長期互動互融、互補共生的多元一體關系，最先提出了客家、畬族和福佬都是“文化的概念”的觀點，在學術界產生重大的影響。

對史料進行縝密的考辨，在考辨的基礎上靈活駕馭使用史料，是先生治學的另一特色。這樣的嚴謹學風給同學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我們從中得到極大的啟示和教益。他曾多次對我們說，對于民間譜牒和晚近方志上的資料，鑒別辯偽可以說是首要的。例如，對于唐初發生在閩粵邊界的“陳元光平蠻僚”事件，人們慣用明朝后期以降的方志，如《漳州府志》《云霄縣志》等，這些方志記載的根據是陳氏族譜、家譜。先生卻根據唐宋時期的各種文獻記載，得出了與社會上流行的觀點十分不同的結論，指出晚近譜牒有關陳元光平蠻的資料大部分是偽造的。以此為例，先生要求學生們做學問，在廣泛收集和占有材料后，必須縝密考校，去偽存真，在嚴格鑒別的基礎上加以使用。

以詩文證史是先生治學的又一特點。如對于唐宋時期福建到底有無莫徭活動的問題，是困擾福建地方史特別是畬族研究者的一大問題，許多研究者根據一般史料認為福建沒有莫徭的活動。而先生卻在中唐詩人劉禹錫和顧況等人的詩句中，找到莫徭的行蹤，并把莫徭遷入福建、廣東的路線勾勒出來，并揭示了“莫徭”與畬族的淵源關系，把五陵蠻、莫瑤、畬族的轉化歷程呈現出來。

二

先生指導研究生，也特別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鉆研精神。我們在研究生學習的第一年里，公共課多，學習專業的時間反而不多。有鑒于此，先生并沒有給我們太多的壓力，只是給我們開了一些必看的基礎性書目，要求我們帶著問題去思考和學習，在看不同的著作時，要有鑒別有比較地去思考那些觀點，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值得商榷的，并要將理論思考融匯在具體的史學研究中。先生常對我們說，理論是指導研究的工具和把握全局的鑰匙，是看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宏觀把握問題的依據。

按照先生的要求，在前面一年時間里，我在完成專業課和公共課之余，又抓緊時間讀完了先生開列的一系列客家學著作和相關書籍。這是我上學以來讀書最投入的一段時間，也是感覺收獲最大的一段時間，日后在學習上每每得益于此番讀書，越發體悟到先生的一番苦心，特別是對史源學和史料的鑒別取舍方面體會最深。當今從事民族學和人類學研究的研究者，大多比較注重田野調查的資料，對于文獻資料，則比較注重族譜和方志，對于傳世文獻資料反倒相對忽略了。而正史、正典、類書、古人文集和其他典籍中還有大量寶貴資料尚未挖掘出來。如學術界普遍認為，最早記載畬族活動的文獻是南宋劉克莊的《漳州諭畬》，但是先生卻在南宋王象之的《輿地紀勝》里找到關于畬族的明確記載，把畬族在文獻中最早出現的時間推進了幾十年。先生的言傳身教讓我們這些初涉史學的學子懂得，史料的發掘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古代文獻仍然是歷史學科的基本資料來源。

在論文寫作上，先生要求我們一定要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論從史出，嚴謹治學才能獲得新成果。針對當今學術上的浮躁風氣，他一再叮囑我們要找原始材料，研究歷史要從第一手的文獻檔案入手，不可空發議論，寫那些大而無當的東西。他反復強調“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意義，強調歷史學研究要耐得住寂寞，“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對于當前盛行的浮躁學風，這不啻一劑“醒酒湯”，使我們頭腦清醒。

先生平時和我們聊天，也多是以學術和研究為主。如先生剛從東南亞講學歸來，我們請他給我們介紹東南亞的風土人情。在介紹了臺灣的習俗和社會文化后，先生的話題又轉向我們的學習，詢問我們的學習情況和思想狀況。我便把自己這段時間看的關于畬族和客家關系的認識粗略地向先生作了匯報。先生認真地聽完后指出，應該注意畬族形成之前就和漢族有交流和互動，一邊形成一邊漢化，故畬族形成過程同時也是漢化過程。這使我茅塞頓開，解決了論文第一個章節里的一個關鍵問題，對我論文寫作產生了莫大的幫助。

先生授課如同他的研究一樣，具有鮮明的特點。他不像有的老師，永遠拿舊教案照本宣科，而是著重講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最新研究成果，所以新見迭出，引人入勝。從羅香林開創客家學研究至今，客家學的研究已經走過百年時間，眾多的前輩和時賢已出版大量的專著和論文，成果可謂豐富。先生在繼承前賢研究的基礎上，能夠“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先生是從理論上全面而科學的提出“‘客家’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種族上、血緣上的概念”的第一人。他提出“客家是一個文化的概念，而不是種族的概念”，“寧化石壁是文化理念的建構；客家先民南遷不一定要經過寧化石壁”，“南方少數民族文化是客家文化的重要來源”等重要觀點。他對客家的新界定鮮明地糾正了羅香林關于客家界定的傳統觀念，明確指出是北方南遷漢人攜帶的中原文化與閩粵贛交界區域的土著共同形成了客家文化，因而是南遷漢人與閩粵贛交界區域的土著共同締造了客家文化。他還運用這一觀點論證了客家先民大多是普通的勞動人民，而不是出身高貴的中原高門大族的后裔，從而還民族融合的本來面目。課堂上近距離聆聽著先生的這些精辟的見解，不但常有享受精神盛宴之愉悅，而且也為先生不媚俗，不人云亦云，不計個人毀譽得失、敢于堅持真理的勇氣所折服。先生講課的技藝很高，語言很有感染力，聽他的課，可以說也是一種語言藝術的享受。正因為如此，他的課程很受學生歡迎。

作為歷史學者，先生還秉持“經世致用”的原則，主張把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結合起來，認為傳承客家文化不能僅僅停留在書齋研究上，更應該把研究成果向社會宣傳、推廣和應用。他多次欣然接受來自美國、日本、東南亞和臺港澳以及國內各地的邀請去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進行講學和學術交流。

可以說，先生不僅教會了我學術研究的方法，更教會了我許多為人處世的道理。做人和做學問，本身是一致的。誰也不會認為，一個道德水準低下的人，卻能在學術研究上領袖群倫。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做事，是先生一直對我們的要求并鞭策。如今，我也有幸在高校工作，我將把老師對我的教誨傳授給我的學生，把老師的思想和學說發揚光大。我有幸在我求學路上遇到先生這樣的良師，對于為學和為人之道，我將終生銘記先生的教誨！（福建教育學院文科部 謝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