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信國公湯和

【資料圖】

明末的“遼東邊軍”在網絡上被演繹為“關寧鐵騎”，被視為明末第一強軍，與事實極其不合。實際上，明朝中晚期的戚家軍是超越時代的軍隊，遠勝于包括關寧軍在內的所有明軍，但是戚家軍遭到關寧軍嫉妒，被明朝消滅了，明軍從此不堪一擊，絲毫不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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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及網上的討論中，多將遼東邊軍視為“明末第一強軍”，但從壬辰倭亂前后的表現來看，這一贊譽恐怕要打上許多問號。

本文以朝方的宣祖實錄、燕行錄同中方的史料結合比對，分萬歷朝戰前、中、后三個階段為大家展現當時人們眼中真實的遼東邊軍。

萬歷朝戰前

將領腐敗、軍備廢弛

萬歷朝戰前，朝鮮著名文臣趙憲（1544—1592）和許葑曾于萬歷二年（1574）出使中國，他們曾親眼目睹了李成梁家族貪污腐敗的狀況：

李總兵之子昨發遼東，宿牛家莊，今向廣寧，其發軍護送者幾三百余人，威儀極盛。有一老人指之曰：“彼甚么大官，而乃如是驚天動地耶？”……今總兵子只一廩膳生員也，乃微乎微者，而多撥軍夫一至于此，廢王法逞私情之態甚矣。（許葑：《荷谷朝天記》）

無獨有偶，萬歷十五年（1587）出使中國的裴三益，提供了類似的情報，他在自己稱頌李成梁的場面詩后附上一句小字：“時李已老，且營產云。”委婉告訴大家李成梁為自己聚斂家產的事實。

裴三益還提到了遼東另一位軍閥楊照家族的情況：

沙嶺備御官作怒，自盤山騎下，船自以為已物，親率軍人，盡行奪去。至欲杖打通事，困辱百端，其無理甚矣。蓋此人乃楊總兵照族侄也，或云自備船只，販賣于往來行商，受其直，故至于此云。以無行船留。（裴三益：《朝天錄》）

沙嶺、盤山，即今天遼寧盤錦市盤山縣的沙嶺鎮，位于遼河左岸。這位楊照的族侄，憑借自己沙嶺備御官的便利，靠水吃水，經營起了過河的生意，甚至連朝鮮使臣也不放過，將其船只盡數搶去，其囂張跋扈可見一斑。

遼東邊軍不僅將領腐敗，其軍備廢弛的情況更是觸目驚心。

趙憲曾細心觀察過明朝的邊防制度，他認為“煙臺”這一設置極其精妙，“其養兵之勞、守邊之策可謂至矣”，但夸獎一通后，又話鋒一轉，描述起遼東邊軍實際運行的情況：“例遇小賊輒伏城頭，不敢發一矢，以致恣意虜掠，坐看縶縛，魚肉而已。”（趙憲：《朝天日記》）

“不敢發一矢”是當時的普遍情況，趙憲和許葑沿路看到了許多嘉靖朝“達賊”劫掠的遺跡，如閭陽城，嘉靖三十九年（1560），“本國使臣吳祥入此時，有達賊來圍，不知幾萬”，守城明官軍欲逃，我國通事官崔世協厲聲告之：“棄城之罪可斬。”守城官軍“惶恐惟命，遂閉城固守，賊中片箭而退”。

此外中后所、制勝鋪、甜水站等處均是如此。

進入萬歷朝后，遼東邊軍軍備廢弛的狀況也沒有改善。裴三益途經廣寧高平時，了解到當地“前月，達賊搶虜人民千余，頭畜百余。”至杏山高橋鋪時，又聽傳聞：“上年六月，達賊陷城，焚蕩無余。”

也就是說到萬歷十四至十五年時，蒙古人仍在遼東來去自如，此時距離壬辰倭亂爆發僅有數年。

李成梁的所謂戰功水分極大

萬歷朝戰中

爭功冒進，戰力可疑

萬歷朝戰爆發后，最快抵達援朝的正是遼東邊軍，即遼東副總兵祖承訓等人所率領的先頭部隊，但其表現卻不理想。

入朝后，祖承訓部隊輕敵冒進，“不遵相機進止之諭，而貪功取敗”，在敵情尚不明朗的情況下直趨平壤，結果遭到慘敗，“史儒、張國忠、馬世龍等俱傷，官兵多損。”（《明神宗實錄》）

慘敗之后，祖承訓“一日之內，疾馳到大定江，將全軍回去”（《李朝實錄》），其表現更令人大跌眼鏡，是典型的順風敢打敢拼，逆風龜縮不出。

如果說前期作戰不利是因為被朝鮮情報所誤導，那后來逃命般的行為實在是無可辯解。正如言官彈劾稱“令全遼喪氣，倭勢鴟張”，祖承訓的舉措給明軍開了個壞頭。

事實證明，僅靠遼東邊軍，完全不可能實現抗倭援朝的目標。明軍需要等到各地援軍集齊，才能逐步壓制住日軍。

而第一階段朝戰中最重要的勝利“平壤大捷”，實際主要依靠了“南兵”（主要是浙兵）的力量，這有中朝雙方史料共同證明。中方史料《全邊略記》記載：

倭急登陴拒守，如松麾兵攻之，諭諸將無割級，南將吳惟忠奮勇登城，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履兵渡大同江，還龍山。

《李朝實錄》對南兵的表現記載更為詳細：

提督手斬怯退者一人,巡示陣前, 提督（李如松）挺身直前, 呼曰:?‘先登城者, 賞銀五千兩。’吳惟忠中丸傷胸, 策戰益力, 駱尚志從含球門城, 持長戟負麻牌, 聳身攀堞, 賊投巨石, 撞傷其足, 尚志冒而直上，諸軍皷噪隨之，賊不敢抵當。浙兵先登, 拔賊幟, 立天兵旗麾……是戰也, 南兵輕勇敢戰, 故得捷賴此輩。

吳惟忠、駱尚志都是南兵的重要將領，南兵是攻城獲勝的主力，“故得捷賴此輩”，至于遼東邊軍發揮了什么作用，雙方都沒有提及。

平壤之戰后，遼東邊軍再次發揚了貪功冒進的優良作風，這次直接由戰場最高指揮官李如松帶隊。《朝鮮實錄》完整記載了前后過程：

李提督既拔平壤, 乘勝長驅, 正月初十日, 夜入開城府。二十七日早朝, 欲親審京城道路形勢, 單騎馳向碧蹄……時, 南浙炮兵俱未及到, 只有手下精騎千余, 提督即麾已到之兵, 進陣于野, 與賊對陣。賊遂乘銳, 亂斫天兵, 死者數百。李備御、馬千總, 皆死于賊, 提督下馬痛哭。碧蹄之敗, 死傷甚眾, 已而清正還自咸鏡道，合陣于京城，賊勢益盛，提督因此不敢為再舉之計。

結合中方的《萬歷三大征考》、《萬歷野獲編》等書來看，當時李如松的部隊大概是自己直屬的2000到3000精銳家丁。

他原本以為可以憑借這支精銳力量乘勝追擊，一舉擊潰日軍，孰不料日軍還有后手，主力部隊尚在，因此在碧蹄館硬碰硬打了一仗，導致其家丁損失慘重。

碧蹄館之戰

李家軍得不償失

這里需要簡單分析一下李成梁家族究竟能掌握多少家丁。

據馬楚堅《明代家丁起源及特質》分析，明代額軍與家丁的比例大概是10:1。而嘉靖《遼東志》中記載遼東馬步軍額合計近九萬，《籌遼碩畫》則載薩爾滸之敗后山東布政司照磨董啟祥上疏言：“遼鎮額軍八萬有奇。”同時的浙江道御史江日彩則稱：“遼東額軍共九萬四千有奇。”

可見，抗倭援朝時遼東額軍大致在九萬上下，依次推算，整個遼東各將領所擁有的的家丁不會超過9000人，李成梁家族的家丁應不過4000人。因此，李如松在碧蹄館所率領的家丁就是其家族的主要力量。

正因如此，在碧蹄館遭到慘重損失后，李如松便“不敢為再舉之計”，因為李家積攢數十年的精銳已損失不小，如果再繼續折損下去，必將喪失縱橫遼東的資本，無力再指揮遼東各將領，家族的勢力地盤也很可能被吞并。

所以到萬歷朝戰的中后期，我們基本看不到李家的部隊有什么表現，基本詮釋了什么叫做“見小利而忘命，干大事則惜身”。

有了第一階段朝戰的表現，朝鮮人對明軍各支部隊的情況可謂知根知底。因此第二階段朝戰爆發時，朝方很不愿意讓遼東邊軍作為援救主力，而希望另調派南兵。

萬歷二十五年（1597）朝鮮使臣權挾在與時任兵部侍郎李楨談判時提出要求：

小邦山川險阻，稻池遍野，遼兵雖往，不便于馳騁。伏望老爺矜憐，另發原調見在近地南兵，并運該支糧餉，須于數日內打發，則猶可及救也。”（權挾：《石塘公燕行錄》）

朝鮮多山川，少平地，不便騎兵作戰，這自然是客觀的地理常識。但鑒于朝鮮使臣希望“數日內打發”，能夠最快趕到的無疑還是遼東的騎兵。

同時，遼兵并非全為騎兵，大部分部隊仍然是步兵為主體。但權挾卻堅持要求“另發原調見在近地南兵”，顯然是因為不信任遼東邊軍的實力，而希望調派戰斗力更強、此前表現更好的南兵入朝。

第二階段朝戰的進程果然如朝鮮有識之士所料，遼東邊軍在蔚山之戰中又有“精彩表現”。

以往研究者多利用朝鮮史料對楊鎬有所平反，認為蔚山之敗不應歸咎于他，相關負面記述是中國史料的“建構”。

但我們細看朝方資料，其實同樣記錄了楊鎬結交李成梁家族，戰爭中重遼東邊軍而抑南軍及其他客軍，以致貽誤戰機的內容。

例如，《李朝實錄》中也記載蔚山之戰中楊鎬下令退兵，貽誤戰機：

楊經理、麻提督進攻蔚山賊營，不利引還。時賊將清正筑城于蔚山，為久留之計，經理、提督潛師掩擊之，賊披靡不能支，奔入內城。天兵奪賊外柵，貪虜獲之利，不即進軍，賊遂閉門固守，攻之不克。

二十二日克捷之后，乘勝直搗，則有如破竹之勢矣，而反自鳴金而退，軍情皆以是歸咎于經理耳。

蔚山之戰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乘日軍立足未穩的攻城戰，第二階段則是攻城失敗后的圍城戰。

朝鮮史料提到的沒有一鼓作氣拿下內城（島山倭城）的事件發生在第一階段，當時南兵將領陳寅、茅國器已經攻破了日軍外圍防線，正要趁機仰攻島山城，卻“忽鳴金而退”，原因是“鎬不欲寅功在李如梅上也”（《明神宗實錄》）。

朝鮮史料雖未提及是因為爭功而退兵，但也證實了楊鎬有偏袒遼東邊軍的情況：“大概經理之為人，性稟頗欠周詳。南、北軍兵待之，不能脫彼此形跡，故南兵皆怨之。”（《李朝實錄》）

可見，楊鎬本人在蔚山之戰中因為偏袒邊軍、打壓南軍而導致貽誤戰機，是中朝史料所共同證明的事實。

從以上三個與遼東邊軍有關的事件中，我們不難看出其共同特點：

一旦看到有爭奪功勞的機會，遼東邊軍立刻精神百倍，甚至貪功冒進。而到了真正需要打硬仗的時候，遼東邊軍又往往拿不出值得一提的表現。平壤之戰、碧蹄館之戰、蔚山之戰中均是如此。

萬歷朝戰后

每況愈下，士卒疲敝

朝戰之后的萬歷二十七年（1599），朝鮮使臣趙翊途經遼東，所見景象觸目驚心。一則是邊軍已經拖欠餉銀數月：

二日宿撫寧縣，路有一卒，言自東事始起之后，中國軍兵久疲征戍，繼有播酋之反，征東之卒又移西路，帑銀已竭，太倉吿罄，各處軍兵已闕資糧迨至三月，多有怨懟之語，中國氣象亦可想矣。（《皇華日記》）

二則是蒙古人的搶掠愈發肆無忌憚：

六日到杏山驛，驛西二十里外四千韃子時方搶掠云，為行事不無戒心，以此驛路極凋殘，夫馬枉枉或闕，亦可憫也。（《皇華日記》）

連年戰事，國庫空虛，遼東普通士兵的軍餉已遭到拖欠，但將領之腐敗并沒有收斂。朝鮮使臣閔仁伯尖銳揭露遼東將領之腐敗：

“二十七日到三義河遼西協守副總兵劉孔胤罷還，路出于此，軍容姬妾之盛，殆不減于我國國容。”（閔仁伯：《朝天錄》）

表面上是夸贊遼東邊軍軍容之盛，但將姬妾與軍容并提，其中諷刺意味不言而喻。

到萬歷三十年（1602）時，盤山城已無人駐防：

抵盤山，行四十里，城北望有山曰黑山、歧山、蛇山，皆醫巫閭（山名）之東支也。城陋且無軍馬，如過警急，束手無策矣。（《壬寅朝天錄》）

這里的盤山正是前文所提到緊靠遼河的盤山縣，是通過遼西走廊的必經之路。萬歷朝戰前，還有沙嶺備御官駐扎在此收過路費，但朝戰之后已經無人駐防。這基本反映了朝戰之后遼東各處次要據點的普遍狀況。

總之，從萬歷朝戰前后的表現來看，遼東邊軍真實實力比較差。所謂的邊軍精銳，其實只是遼東各將領的少量家丁而已，對遼東邊軍實力提升極為有限，不能代表遼東邊軍的普遍情況。

明軍將領養家丁的做法

是失敗的軍事制度最失敗的注腳

同時，這些少量精銳又是將領們賴以維持地位的資本，因此他們善于打順風仗搶功，卻在真正需要打硬仗時龜縮以保存實力。

這種作風的形成與明朝后期惡劣的軍事獎懲規則密切相關，更是導致后來遼東幾次重大軍事失敗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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