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資料圖片

何塞·馬蒂。資料圖片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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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赫爾曼。資料圖片

親情是文學創作的基本主題之一，對親情的書寫成就了古今中外無數文學經典。19世紀后期至當代有三位西班牙語美洲詩人——何塞·馬蒂、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和胡安·赫爾曼，跨越時代力量的詩歌語言和對難以割舍的親情的述說將他們聯系起來。

何塞·馬蒂的父愛

何塞·馬蒂（1853—1895）是古巴革命者、獨立戰爭領袖和民族英雄，他為古巴獨立事業和人民自由奮斗終身，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他還是一位杰出的詩人、散文家和批評家，是西語美洲文學現代主義的先驅，以明快坦率的風格和真摯激越的情感著稱，其詩文和散文在西語美洲文學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何塞·馬蒂文學創作的主題，大多與他的革命生涯緊密相連，表達對祖國深沉的熱愛、高尚的情操以及對革命事業的堅強信念。《伊斯馬埃利約》（1882）是他的第一部詩集，被視作西語美洲最早具有現代主義色彩的詩作，卻難能可貴地展示出何塞·馬蒂的另外一面：何塞·弗朗西斯科是何塞·馬蒂唯一的兒子，馬蒂稱呼他為“伊斯馬埃利約”，這部詩集正是以兒子的名字命名。在詩集收錄的15首詩作里，馬蒂毫不吝惜筆墨與情感，描述自己對孩子的喜愛、珍視甚至寵溺；他似乎不再是那個擁有強忍意志、將畢生精力獻給革命事業的民族英雄，而是一個對自己的孩子懷有無限深情，會因孩子的一舉一動而牽腸掛肚、或喜或憂的普通父親：“他皺起眉頭，/我惶恐不安；/他喊叫呻吟，/我像女人一般，/臉色變得刷白；/他的血液，/激勵著我瘦小的血管；/他的情緒，/使我的血液奔騰或干涸！”（《小王子》）。

在《我的小騎士》這首詩中，馬蒂寫道：

每天清晨

我的小寶貝兒

用熱吻

將我喚醒。

叉開雙腿

騎在我前胸，

將我的頭發

編作馬韁繩

他如夢如癡

我如癡如夢。

我的小騎士

刺馬向前行：

腳丫兒做馬刺

情意多么濃！

我的小騎士

玩得真高興！

他的小嫩腳兒

我吻個不停，

雖說有兩只

一次就吻成！

這份歡鬧親昵與千萬個普通家庭中日常上演的戲碼一般無二，使人感到幸福和溫情似乎就在眼前。然而，考察詩歌的寫作背景卻發現，這些詩歌竟是詩人在遠離家人的孤獨之中寫成的。1881年，何塞·馬蒂在加拉加斯創辦《委內瑞拉雜志》，但不久就遭當局驅逐，雜志停刊，他被迫僑居國外，而他的妻子也已經帶著兒子離開了他，返回古巴。在革命事業受阻、家庭關系陷入僵局的雙重苦悶中，馬蒂對親情的書寫便有了一絲不同的意味。他通過詩句締造出一個理想中的歡愉親昵的家庭，在抒發對親人的強烈思念和牽掛的同時，也排遣著現實的挫敗帶來的苦悶和疲憊。他在前言中寫道：“兒子：我懼怕一切，躲到你這里。我相信人類的改善，相信未來的生活，相信美德的作用，我相信你。”

不少研究者都指出，馬蒂在《伊斯馬埃利約》中描述孩子的時候，大量地使用與白色相關的意象，如“白嫩肩”“白嫩的手”“兩只潔白的小翅膀”“神秘的百合花”“金山上的白雪”“孩子在白浪中飄蕩”“一個赤身裸體、白胖胖/聰敏活潑的小國王”等，給人帶來十分明亮、光明的印象。何塞·馬蒂推崇藝術的自由表達，他對傳統的詩歌韻律進行創新，但反對過分雕琢語言，喜歡使用自然、樸實、坦率的表達方式。對他來說，白色正是其所推崇的純粹、單純、簡潔的象征；而他心目中的兒子，無論是外在還是心靈，都是最純潔無瑕的。

《伊斯馬埃利約》中的兒子，無疑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文學形象，一個真實與虛構的結合體，承載著詩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在詩作中，兒子的形象是多重的：他不僅是淘氣的小寶貝，任由詩人父親盡情抒發父愛，彌補在現實中未能完全實現的呵護和陪伴，還是一個調皮的繆斯，成為詩人創作靈感的來源；他還是一頭雄獅、一個騎士、王子，同時又是國王。在這個以親情為情感基調的詩歌世界里，他的光明、強壯、恣意無畏帶有一種超現實的理想主義色彩，使他的創造者獲得面對逆境的勇氣和精神力量：“他經過時/黑暗變成光明，/如同陽光/刺破烏云。/我必須披掛上陣！/小王子要我/重新投入戰斗。”（《小王子》）

真摯洶涌的父愛、積極光明的意象、自由清新的語言、日常與想象交融、明朗純凈的詩意空間，《伊斯馬埃利約》在今天讀來依舊能引起讀者強烈的情感和審美共鳴，它也被一些評論家譽為“拉丁美洲新詩之光”“美洲詩歌的珍寶”和“超越時空界限的詩”。

米斯特拉爾的柔情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1889—1957）是智利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是西語美洲迄今為止唯一獲此殊榮的女性作家。米斯特拉爾的寫作情感豐沛真摯，在《絕望》《柔情》《塔拉》和《葡萄壓榨機》等詩作中書寫愛情、親情以及對世界的理解。除了詩人，她還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曾擔任鄉村中小學教師、校長，并曾參與墨西哥教育系統改革。

《柔情》（1924）是米斯特拉爾的第二部詩集，關于創作的初衷她曾寫道：“我一直想寫出一種新的兒童詩，因為現在流行的詩歌無法滿足我；一首童詩并不因其是童詩而不再是詩，而是應該比其他任何詩歌更細膩，更深刻，更能浸潤心靈，與靈魂的氣息共振。”這部詩集不僅在西語美洲詩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時也在兒童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詩集中收錄了多首詩人創作的童謠、搖籃曲，字里行間透露出細膩深沉的母性情懷，溫柔動人。我們發現，其中很多首詩都分享同一個意象，即睡夢中的孩童。或許對于一位母親以及想要成為母親的人來說，沒有什么比欣賞熟睡中的孩子更能喚醒母性的溫柔，并帶來純粹的幸福和滿足感。例如這首《發現》：

我走在田野上

遇見這小兒郎；

發現他睡著了

在麥穗中央。

也許是那個時候

在葡萄園徜徉

尋找葡萄的葉子

卻碰到他的臉龐。

因此我有些害怕

當自己進入夢鄉

他會蒸發掉

像葡萄園的冰霜。

在詩人眼中，這“小兒郎”如此令人珍視，卻又格外輕盈脆弱，她變得患得患失，生怕孩子在她睡覺的時候消失不見。這種情感，為人父母者或許都不會陌生：對稚子的憐愛，一種隱隱的擔憂，既毫無來由又揮之不去，既令人煩惱又有些甜蜜，觸碰到了一個母親心底最柔軟的角落和最甜蜜的憂愁。又如《沉睡》這首詩，將蛤蜊、魚兒、流水、藤蘿等動植物和孩童酣睡的情態聯系起來，生動可愛，喚起無限母子柔情：

前額多平靜，

兩鬢多安詳，

小腳像兩個蛤蜊，

兩肋像魚兒一樣。

他夢見了晨露，

太陽穴汗漬斑斑；

他夢見了仙樂，

身體在微微發顫。

你聽他稍稍氣喘，

宛似流水潺潺；

睫毛在輕輕動彈

就像藤蘿的葉片。

請你們不要碰他，

他睡得那樣香甜，

直到自己醒來，

讓他隨心如愿……

《柔情》中還有一類具有教育意義的詩作，在道德、行為方面對孩童進行勸誡，但是米斯特拉爾筆下的詩句并無絲毫說教口吻，而是十分親切自然，令人在情感上愿意接受。例如在詩歌《家》中，家的氛圍是如此明亮、溫暖，被愛意包圍：“孩子，餐桌已擺好，/像乳酪一樣潔白，/四周藍色的墻壁，/陶器放光彩。/這是油，那是鹽，/幾乎會說話的面包在中間。”詩中的母親把自己對土地的崇敬與熱愛傳遞給下一代———“黑色的土地竟開出了雪白的香花”，還用質樸的語言告訴孩子，即使自身富足，也要懂得體諒他人的苦難，保持敏感和共情，并隱約透露出對社會公平與和諧的向往：“如果別的孩子沒有，/你也別動它，/手會感到恥辱，/最好別去拿。”

米斯特拉爾出生于智利北部的埃爾基山谷，該地區是世界最長褶皺山系科迪勒拉山系的組成部分。變幻莫測的氣候、復雜多樣的地貌深刻影響著出生在這片土地的人們，塑造著他們的面孔、品格、日常生活甚至命運。對于米斯特拉爾而言，大自然是在她詩歌創作中始終存在的關鍵因素，對自然的敬畏和熱愛奠定了其寫作的某種基調，正如她在《關于科迪勒拉山系的散箋》中所透露：“生于斯長于斯的山里人，習慣了大山的魔力，一睜開眼就與大山私定了終身。”而在詩集《柔情》中《雛菊》這首詩里，米斯特拉爾筆下時而狂暴威嚴、時而野性不羈的大山似乎也因母愛而變得平和安定，它和母親們一起，守護和養育它最珍愛的孩子們：

母親們從山谷觀看

在高高的草地上面

看見一朵巨大的雛菊

那就是我們在山坡上圍成的圓圈。

她們看見一朵瘋狂的雛菊

有時彎腰有時直立，

有時解散有時聚集，

那就是我們在山坡上做的游戲。

人與自然，情感與景觀，在米斯特拉爾筆下融為一體，她在大地和自然現象中感受到一種超越個體、更加寬廣和深刻的母性力量，在這般力量下，人與自然的交融關系是不言而喻的：“從前我沒有見過大地真正的形象，大地的身姿猶如環抱自己孩子的婦女，她那寬闊的肩膀抱著她的幼崽（那是動物及果實）。我漸漸明白一切事物的母性的含義。凝視著我的山脈也是母親，傍晚時分，霧靄有如孩童，在她的肩膀和膝頭嬉戲……”

胡安·赫爾曼給母親的信

胡安·赫爾曼（1930—2014），是阿根廷著名詩人，被視作當代最杰出的西班牙語詩人之一。他自幼展現詩歌天賦，從11歲開始發表詩作，一生出版詩歌和散文集40余部，曾獲得阿根廷國家詩歌獎、聶魯達詩歌獎、索菲婭王后獎和塞萬提斯文學獎等。赫爾曼將詩歌理想與社會承諾結合在一起，他對共產主義懷有強烈認同，支持社會正義，堅決反對獨裁，也因此遭到迫害，從1976年開始被迫流亡，13年后才被允許返回阿根廷。軍政府的暴政給他和他的家人造成了巨大傷害，他的兒子和懷有身孕的兒媳被綁架并殺害，孫女在兒媳囚禁期間出生，直到20多年之后才與他團聚。赫爾曼還與中國有著不解之緣，他曾任新華社駐阿根廷記者，四次到訪中國，還曾經“重走長征路”。2009年，他在第二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上獲得金藏羚羊國際詩歌獎。

《給母親的信》被認為是赫爾曼最優秀的作品之一，描述母親因癌癥去世，流亡在外的詩人錯失與親人告別的最后時刻，并因此悔恨和痛苦。詩歌在第一句便交代了母親的死亡：“你死后二十天我才收到你的信/五分鐘后我知道你已經離開人間”，而后他開始絮絮地抱怨，怨母親為何不能多等自己一刻，旋即又陷入無端的自責，懷疑是自己的家書而非疾病造成母親的死亡：

你／阻止死神這么長時間／

為什么不多等我一點？你為我的生命

擔驚受怕？／就用這樣的方式將我照看？／

在你面前我從未長大？／你身體的某一部分

依然活在我的童年？／因此你

從自己的死亡中將我驅趕？／就像從前？／

因為我的信？／你憑直覺判斷？／

透過文字表面的“抱怨”和竭力克制卻難以掩飾的非理性話語，讀者可以輕易在充滿張力的文字間捕捉到強烈的情感，那是失去至親的絕望和痛苦，面對親人離世而無能為力的強烈自責，以及沒能趕在母親臨終前見她最后一面的遺憾和悔恨。

然而這首詩所觸及的主題卻不僅是死亡和離別。這是一封給母親的“信”，也是一首長詩，詩人采用第二人稱“你”，用日常化的語言和近乎口語的表達展開敘述。給人印象深刻的是長詩中的大量疑問句，詩人不斷地對母親進行追問，同時也是與自我意識乃至潛意識進行對話，涉及豐富的主題和層次。他不厭其詳地對母親早年的經歷進行確認，以碎片化的方式斷續勾勒出母親作為流亡猶太人命運多舛的人生：幼年時經歷火災，被從火焰中救出而失去親人，青年時經歷戰亂，缺衣少食，顛沛流離。他詢問和求證自己出生和童年經歷的零散片段，提及兒時玩耍的小木馬，在街巷深處傳來的歌聲以及記憶中母親對自己的哺育、擁抱和照料。沒有驚天動地、感人肺腑的親情故事，卻在對生活日常細枝末節的描繪中透露出對親人的深情和依戀。他執著地對母子關系反復進行思考和發問，探求親密關系之于生命存在的意義：“兒時/我曾是你？/你曾是我/曾屬于我？”，“你讓我做兒子/我讓你做母親的奇跡/貼近你的距離”，“你孕育時不想我成為另一個人嗎？”；他甚至質疑話語和詩歌創作的意義與方式：“你的悲傷和快樂？／你毀掉自己，和我一起，如同話語在話語中？/我因此而寫詩？”“難道語言就是匯集起來的灰燼？”在由追問串起的流動式敘述中，詩作的內涵顯得飽滿、豐富，將個體生命的歷程與公共歷史的述說雜糅一處，將復雜情緒的感性抒發和對哲學、藝術等問題的理性哲思融為一體，展現出巨大的情感和文字張力。

在詩歌形式方面，赫爾曼在《給母親的信》中采用他慣用的一種創新的形式：取消首字母大寫，顛覆某些文法與句法，利用間隔符號和語句非常規的跨行制造特殊的節奏感。他在這個由自己締造的獨特文本世界里，回憶、再現，甚至徒勞地試圖挽回在現實中已經逝去的親人，也在續寫著其詩歌創作中持續出現的某些主題：歷史與日常，遺忘與記憶，語言與創作，無盡的痛苦和深藏的希望。

（作者：蔡瀟潔，系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外國詩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蔡瀟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