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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以后，儒家學者往往用孔子圣人的標準來評價屈原，對屈原不合圣人的行為模式多有指摘。如，班固認為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離騷序》）孟郊認為屈原“名參君子場，行為小人儒”（《旅次湘沅有懷靈均》）。朱熹指責屈原“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為法”“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不知學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于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楚辭集注序》）。他們看到了屈原在性格與行為方式上與孔子的不同之處，但卻沒能看到屈原在精神實質上與孔子的相通之處。事實上，屈原的品格完全符合孔子所倡導的君子品格。

孔子所倡導的君子品格有多方面的內涵。檢索孔子關于君子的論述，其中最具概括性的一次是：“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這可看作是從總體人格與精神特點來論君子，孔子認為君子是仁者、智者、勇者的人格結合體，表現出來的精神特質則是不憂不惑不懼。

“仁者不憂”是孔子對君子的第一個要求。所謂“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君子應時刻以仁為追求。而“仁者無憂”也并非指君子全然無所憂慮，而是說君子不應以個人成敗得失為憂，而應以道為憂，即“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子路》）。為了實現道，君子不但要憂而且必要時需要豁出性命，犧牲自己，即“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孔子要求君子首先是仁者，就是要求君子必須有為民為公之心，以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為追求，正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仁義”是孔子及儒家之道的核心，實現仁義之道正是孔子給君子設定的理想與追求。以仁義為追求的君子，不會計較一己私利的得失與個人的成敗，而全然以為人民謀公利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為目標，如此，便能從個人成敗得失的計較中擺脫出來，獲得一種“無憂”的精神氣質。這便是孔子所謂的“仁者無憂”。屈原顯然是仁者，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美政”理想的實現，而“美政”就是要推行仁義之道。為此，屈原如孔子一般憂國憂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但其所痛苦和憂憤者均非為了個人成敗得失，而是為了國家和人民。所謂“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離騷》）。而當美政理想無法實現時，屈原高喊“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為了捍衛理想與道義，屈原最終不惜縱身一躍，沉江而死，殺身成仁。所以，屈原是全然為公為民的，他所憂患的是社稷而非個人，故而屈原之憂是君子之憂，與“仁者無憂”的品格實為相通。

“知者不惑”是孔子對君子的又一要求。“知”通智，子曰：“好學近乎知”（《中庸》）。智者首先應該是好學者，能“學而時習之”（《論語·學而》），“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論語·述而》），不斷地增長自己的學問見識。所謂“君子博學于文”（《論語·雍也》），君子必然是博學的。屈原顯然符合這一要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原“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從屈原作品中也可看出屈原對歷史典故如數家珍，對天文地理了然于胸，并通曉古今治亂興衰規律，絕對是好學博學之士。其次，孔子所要求的智還是一種政治才能。“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智表現在政治才能上就是知人善任，能識人能用人。這也正是屈原的追求，屈原“美政”理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舉賢授能。《離騷》曰：“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而且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擁有高超的政治才干。“知者”之“不惑”，不只是就認知層面而言，更多的是就精神思想層面而言的。孔子說自己“四十而不惑”，并不是說年到四十便沒有了認知盲區，而是指已經了然生命的真諦，知道自己生命的目標與意義所在，不再為外在種種所迷惑。所以“知者”之智還是指一種人生境界。屈原顯然也是符合這一要求的。盡管屈原（如在《天問》中）似乎對世界充滿了困惑，但那都是為了表達對現實的控訴和不理解，他心里其實有著堅定的信念，明確地知道自己的目標與追求，并且不為外在的種種所迷惑和動搖，“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面對著女嬃、靈氛的勸告而也不為所動，堅持原則，堅持留在楚國，堅持特立獨行。盡管不少人認為屈原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班固《離騷序》），缺乏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的智慧。但正如孟子所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孟子·盡心上》）屈原與孔、孟一樣都是以身殉道者，只是選擇的殉道方式不同而已。面對道之不行的亂世，孔、孟選擇的是退而論《詩》《書》，授門徒，把自己的思想傳播下去，屈原選擇的卻是以死明志，以死衛道。這個世界需要有孔、孟，也需要有屈原。所以揚雄一方面感慨“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漢書·揚雄傳》）；另一方面卻又明確地肯定屈原之智：“或問屈原知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法言·吾子》）屈原自沉并非愚者之糊涂，而是智者之通達，是殉道的一種方式，是另一種堅守。

“勇者不懼”也是孔子對君子的要求。“勇者不懼”絕非莽撞的無所畏懼，死而無悔。孔子明確反對簡單的勇武，“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語·學而》）。不懼死不一定就是勇，而要看為何而死。正如《左傳·文公二年》所說：“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孔穎達疏曰：“以死共國家之用，是之謂勇。”敢于為國捐軀，為公義而死方是真正的君子之勇。君子之勇必須以仁義為旨歸。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屈原顯然是擁有這種君子之勇的，他敢于控訴貴族的胡作非為與禍國殃民。面對著“眾女嫉余之蛾眉”（《離騷》）“紛逢尤以離謗”（《惜誦》）“世混濁而莫余知”（《涉江》）的局面，屈原高喊“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離騷》）“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涉江》），堅持操守，堅守道義而不懼毀謗、打擊，不畏死亡，體現出“勇者不懼”的君子品格。

孔子在《中庸》中說：“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君子之強就是不管境遇如何，都能守死善道，不隨波逐流，這不正是屈原的人格寫照嗎？《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引劉安《離騷傳》評屈原曰：“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正是對“強哉矯”的屈原君子品格的高度贊頌。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03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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