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天的研學時間里，奔著“清北學霸零距離”而來的黃愛最大的收獲就是在清華大學門口的一張大合照。在人擠人的清華大學門口，40多名同學一起拍的這張凌亂的集體照發到群里后，贏得了家長們的一致感謝，“辛苦老師了”“老師真負責”。這些家長不知道的是，他們的孩子根本沒能進入清華大學校園。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一組中國旅游研究院發布的研學旅行數據顯示，近年來，參加研學的學生人數持續上漲。2019年為480萬人次；2021年達494萬人次（超過了新冠疫情前的人次）；2022年研學旅行突破600萬人次，達到歷史新高。

北京成了這個暑假“最熱”的研學目的地。知名高校、博物館、公園甚至游樂園，通通成為中小學生的研學場所。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首都文化和旅游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厲新建認為，研學市場火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各個層面高度重視優秀傳統文化因素的帶動，又有疫情“乙類乙管”后家長對孩子外出旅行的補償性需求的釋放。涌入北京的研學營，撞上了暑期旅游大軍，使得今年研學市場格外火爆。

但在夏日的高溫下，火熱的研學活動背后，是學生們走馬觀花地拍照打卡，是魚龍混雜的研學機構“開盲盒”式的日程安排，是被蒙在鼓里的家長。很多研學產品將“研學”等同于“旅游”，實在與研學活動的初衷相違背。

研學旅行日程安排變成“開盲盒”

7月15日，記者來到清華大學東南門。一批批穿著各色統一服裝的中小學生正爭分奪秒地在清華大學校牌前合影留念，耳邊不時傳來老師或導游的催促聲，“快點快點”“跟我來這邊集合”“點名了，看看還有誰沒來”。記者經過詢問得知，他們是來自山東、河南、湖南等地的研學旅行團。

來自江西的黃愛得知不能進入清華大學參觀后非常失望。“本來就是奔著這個來的，哪個學生不向往‘清北’呢？但是導游說預約不到票。”匆匆拍完合照后，她和同學們被導游帶到了清華校園點位的“平替”——清華藝術博物館。博物館雖然在校內，但單獨留出了校外通道對外開放。短暫參觀了半小時后，他們便乘大巴回到了42公里外北京市昌平區的一家酒店。

除了清華北大，這個研學團的其他行程也猶如開“盲盒”。黃愛的研學旅行宣傳手冊上，每天行程都安排得很豐富。上面寫，他們此次北京研學行程包括：清華大學或北京大學、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或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長城、天壇公園、頤和園或圓明園、中國科學技術館、奧林匹克公園、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南鑼鼓巷或王府井。但是5天的時間里，他們最終只去了南鑼鼓巷、軍事博物館、故宮、國家大劇院、圓明園和長城6個點位。

團里的同學大多數都是第一次來北京。作為一名文科生，來之前黃愛十分激動。“北京有很深的歷史文化底蘊，行程里的故宮、圓明園、頤和園、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我都很感興趣。我還想去國家博物館看看出現在課本上的歷史文物。”

而7月9日凌晨，坐在從北京回南昌的高鐵上，黃愛與同學們交流心得體會，大家對這次研學旅行都很失望。“我們第二天的行程都是當天晚上才預約，大家想去的景點好多都沒有預約到，但是我們的研學費用提前一個月就繳納了。”

攜程親子游學業務大區經理黃紅穎告訴記者，截至7月13日，通過攜程預訂暑期游學、研學產品的人次同比增長近7成，國內內蒙古、青海、甘肅、北京、四川的產品銷量排名靠前。

為提升觀眾參觀體驗，北京所有的旅游景點都采取了嚴格的實名制預約限流政策。故宮、國家博物館、中國科技館、清華北大等一系列研學核心點位一票難求。以黃愛想參觀的國家博物館為例，記者7月24日打開預約小程序發現，一周之內的門票已全部約滿。想要提前一天預約到門票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黃愛遇到的情況絕非個例，記者以“北京研學”為關鍵詞在某旅行類軟件上進行搜索，發現多款帶有“清北名校之旅”“清北學霸全程陪伴”的產品。但下劃到詳情頁時，出現一則重要提示：清華大學不是景點，能否進校參觀以實際預約為準。除此之外，提示中還寫著不能完全確保故宮、中國科技館、升旗儀式等點位能夠成功預約。

記者發現，根據清華大學2023年暑期校園參觀管理通告，團隊參觀僅面向中小學生群體開放，預約主體須為中小學或教育主管部門。

記者在調研中還發現，在不少平臺上，清華、北大入校名額被當成商品公開售賣，價格在每人80元至上百元不等，在清北夏令營有關帖子下方，有兜售入校名額的跟帖。不少旅行社通過該種方式違規進入清華、北大校園。據《南風窗》7月25日的報道，有旅行社帶隊老師借用私人關系將學生分批次帶入清華大學，后因組織離校時出現校內聚集而被保安發現。7月24日，北大發布《校友預約入校違規情況通報》稱，一支名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課”的校外研學團隊，由部分校友通過預約同行人員的方式，拆分預約139名學員入校，每人收費1．08萬元，合計收費約150萬元。通報稱，將關閉相關46名校友的預約系統使用權限。

北京交通大學現代旅游研究院院長張輝認為，就市場主體而言，研學旅行橫跨文旅和教育兩個部門，市場主體的監管、規范和相應標準都沒有明確的規定，導致市場比較混亂。其次，研學旅行所需的空間形態與一般的觀光旅游不同，觀光旅游的空間形態主要依靠景區，而研學旅行需要依托營地和基地來完成。“但目前國內市場的基地、營地建設是滯后的。”

與其說是研學，不如說是打卡旅游

“以一個景點為例，圖文并茂地講述你的旅游心得。”這是來自河南的初一學生郭蕓研學結束后需要完成的作業。最終，50多人的研學小組里，只有4名學生完成了這份作業。“很多同學都寫不出來。”

這并不是郭蕓第一次參加研學旅行。小學三年級暑假，父母就為她報名了上海的研學團。“我印象非常深刻，在魯迅故里，老師專門為我們設計了一節課，給我們講魯迅小時候的事情。”第二天，她和同學們在迪士尼樂園從早上5點多玩到晚上8點多，一整天都很開心。

比黃愛幸運，7月11日上午，郭蕓在北京研學的第一站便進入了清華大學。坐在大巴車上，她就已經開始幻想，“我可以了解清華的歷史，領略清華的風貌”。但事實上，清華大學擠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研學團。郭蕓所在的研學團整個參觀時長不到一個小時，沒有導游負責講解工作，中間也沒有給停留和休息的時間，“完全就是在清華競走”。

“我們是每50個學生配1個導游。”郭蕓說，大部分的游玩時間里，她和同學們都是自由活動，甚至有同學開始在樹蔭下打游戲。“導游的講解非常淺，他們只會告訴我們這是塊石頭，但是不會講述發生在這塊石頭背后的故事。”

研學旅行中的講解人員水平參差不齊，對研學旅行質量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一些研學團在研學的深度上做得不夠，“研學不能只是換個地方講課，也不能只有‘旅’沒有‘學’。”厲新建指出，從事研學旅行的準入門檻應該提高，對人員配備、課程研發等細則應進一步明確。

“目前全國范圍內，具有一定水平的研學導師、培訓師的隊伍建設是滯后的。”張輝認為，一般情況下，研學觀光路線靠導游，有時可能會編故事。但研學旅行應當是科學性的，對歷史和文化的解讀都需有科學依據。

中青旅文旅產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中國旅行社協會研學分會副會長方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很多研學游產品提供的服務不到位，是因為目前研學游機構還停留在旅行社思維，價格處于偏低水平，很多機構為控制成本，導致各方面都無法提供有品質的服務。

郭蕓居住的酒店位于北京北六環外的順義區北小營鎮，離酒店最近的外賣在10公里以外。記者查看地圖發現，這家酒店距離多數景區都至少有50公里。早上6點洗漱、吃飯，7點出門，最快也要9點到達景點。一天下來，光是花在來回路上的時間就要4個小時以上。

正因如此，留給郭蕓他們參觀游玩的時間并不多。“我們一天要去3個景點，與其說是研學，不如說是打卡旅游。除了拍照，就是草草瀏覽，我沒有覺得自己收獲到什么知識。”郭蕓所在的研學團原定游玩1天的環球影城只玩了4個小時，國家科技館每層樓的參觀時間從1小時縮減到了10分鐘，長城只爬了40分鐘。甚至于，鳥巢和水立方他們只是在行駛的大巴上遠遠看了一下。

有近30年旅行社及教育行業工作經驗的劉寧，2016年加入研學旅行這一新生行業。劉寧跟記者分享了他曾經設計過的一條高中研學線路，主題是“愛國主義”。第一站安排在江蘇鎮江北固樓，這里是辛棄疾寫就《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的地方，他的滿腔激情和對國家興亡、民族命運的憂慮，全部寄于詞中：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當學生們在北固樓前齊聲誦讀詞句的時候，周圍原本哄亂的游人很快安靜下來，駐足聆聽，而學生們的聲音也從羞怯瑟縮漸轉為高亢澎湃。不用說，這將成為他們終生難忘的場面。劉寧說：“那種只有身在其中才會對年輕人心靈產生的沖擊與震撼，就是研學旅行的精華所在。”

研學的核心功能是教育，必須遵循教育的邏輯

2017年5月1日，由原國家旅游局發布的《研學旅行服務規范》正式實施，規范明確了研學旅行的服務細節。研學旅行的承辦方需要為研學旅行活動配置一名項目組長，至少一名安全員、研學導師和導游。根據受訪者提供的信息，不同的機構師生配比不一樣，一般在1∶10到1∶20。有時并不會分別配備這幾類人員，往往是一人承擔多種角色。

方濤告訴記者，帶隊老師是否具有研學旅行導師資格證，是判斷研學機構是否可靠的標準之一。據方濤介紹，研學旅行導師資格證由中國旅行社協會評定和頒發。為了引導研學旅行指導師隊伍的健康發展，2019年，中國旅行社協會發布了《研學旅行指導師（中小學）專業標準》，規定了研學旅行指導師的術語和定義、專業態度、專業知識、專業能力等。

而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研學團很少配備具有研學導師資質的導游。家長和學生對此并不知情，并未查看過研學團導游的資質。

在研學旅行的各種要素中，研學旅行指導師的作用至關重要。不僅需要負責學生在研學旅行過程中的教育及安全，還要幫助學生在研學旅途中獲得有益的學習經驗。“研學更像是一個‘移動課堂’，其核心功能是教育，因而必須遵循教育的邏輯。研學旅行導師應該是有教育背景、懂得兒童心理學、了解兒童和青少年認知和行為方式、知道如何與孩子交流互動的專業人士。”方濤說。

而對類似輔導員、安全員、隊醫等跟團老師的限制則更加寬松。黃愛和郭蕓所在的研學團并未配備隊醫，旅行過程中同學出現流鼻血、中暑、崴腳等狀況時，只能自行處理或原地休息。當機構可派的老師人數不夠時，就會對外招聘兼職人員。

7月中旬，北京大學學生易天通過校園論壇進入一家研學團兼職，她的工作是為團內的中小學生進行學習方法、勵志鼓勵、學業規劃等內容的宣講。

易天稱，該研學團老師自稱是“研學行（北京）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記者搜索該企業信息，發現其經營范圍中并沒有教育培訓的相關內容。

研學旅行是個新生的行業，劉寧認為其定義及目標決定其實施者應該具備教育與旅游的雙重資質。而目前，研學旅行存在實施機構界定模糊、人員資質有待規范等問題。“如果教育機構、旅行社一同下場，魚龍混雜，都想憑借自身優勢而遮蓋短板，那不僅消費者難以辨別優劣，最后的結果也必然不盡人意。”劉寧說。

近5年來，中國研學市場飛速發展，競爭也更加激烈。天眼查數據顯示，目前全國約有5590余家“研習營”“夏令營”的相關企業，其中2019年新增注冊企業數量達到1540余家。而從成立時間上來看，有超過六成的企業成立時間在1至5年之間。

在張輝看來，當前研學機構魚龍混雜，家長很難辨識出其中的問題。“我們不能把這個責任推給家長，應當把市場規范起來。”

易天講述了自己為研學團學生講課的經歷——宣講大廳內大概有三四百名小學生，站在后排候場時，她可以清晰地看到，認真聽講的學生寥寥無幾。在與研學團輔導員交流時，易天得知，這些學生每天的日程都非常緊張，從早上6點多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點才能休息。

盯著自己課件里的北大校史、北大學科劃分、人生規劃建議等，她不知道這些內容對小學一年級左右的小朋友有什么幫助。

候場中途，易天放下了準備好的課件，花了10分鐘，陳述了她自己認為最有助于這個年齡段孩子的學習方法：重視預習、上課聽講、課后復習、總結反思。

當她講完下場時，臺下的學生們熱烈鼓掌，有一位女生對她說“太感謝了”。易天知道，贏得掌聲只因孩子們覺得，“這人真好，講的時間很短。”而這意味著孩子們可以更早休息。

雖然對此次研學旅行非常失望，但黃愛覺得自己并非一無所獲。“同學之間的感情變得更好了。”但她也在想，這是不是一定要在研學中才能實現？

郭蕓不想再參加研學旅行了。“還不如跟著爸媽出去玩學到的東西多。”她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黃愛、郭蕓、易天為化名）

（陳曉 余冰玥 夏瑾 齊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