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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阮忠（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白居易有首《首夏病間》詩，自省39年間非憂即疾，甚喜近年來憂息病愈，身心安泰，故言“內無憂患迫，外無職役羈。此日不自適，何時是適時。”他提到的“自適”，出自莊子《大宗師》《駢拇》的“自適其適”，與他把自己的詩專列一類“閑適詩”的“閑適”很不一樣，“自適”無物無我，不像“閑適”物我俱在，像《閑居》詩說的“空腹一盞粥，饑食有余味”之類。而他的“自適”說，與莊子相系，說來頗有意味。

“忘我”而自適。與《首夏病間》同時，白居易的《隱幾》寫道：“身適忘四支（肢），心適忘是非。既適又忘適，不知吾是誰。百體如槁木，兀然無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無所思。今日復明日，身心忽兩遺。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四十心不動，吾今其庶幾。”這“身適”與“心適”之忘，是莊子“心齋”“坐忘”的追求，《大宗師》說“坐忘”的“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正是忘卻身心以合于“大通”即“道”的表達。詩中“今日復明日”的時間轉換，是“心齋”說的內心漸修以抵“身心忽兩遺”的空寂明凈境界。而“隱幾”兩忘后的百體如槁木、方寸若死灰，語出莊子《齊物論》的南郭子綦隱幾而坐，荅焉似喪其耦，其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喪我”。這既揭示了白居易詩題為“隱幾”的本源，又說明了白居易“喪我”即“無己”以求“自適”的思想指向。此前，他任諫官左拾遺，多次激諫得罪了不少當朝官吏。而這一年他仍是翰林學士，任京兆府戶曹參軍，為貶江陵士曹參軍的元稹辯護，又上疏請罷用兵河北，均不被采納，于是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之心漸淡，欲效莊子不問世事。其后，他在《適意二首》其一里說：“人心不過適，適外復何求”；其二則有感于居朝為臣不易，自己本有的浩然之氣十年內已消磨殆盡，表示“悠悠身與世，彼此兩相棄”，既要忘身，又要忘世。白居易的“適身”“適心”說，身與心的關系被他定義為“心為身君父，身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為心所使”（《風雪中作》）。因此，心足方得身安。而“適身”“適心”，有時被他生成為“三適”，他有《三適贈道友》詩，稱足適忘屨、身適忘衣、心適忘是非，三適為一，要在適性。猶如莊子《養生主》的“澤雉”、他《山雉》詩“適性遂其生”的山雉。

“無何有”而自適。白居易忘身忘心忘世，最佳的生存環境是莊子說的“無何有之鄉”。他因宰相武元衡被刺、急請捕賊事，遭權貴忌恨被貶，在江州給元稹寫了《與元九書》，言及往年以達則兼濟、窮則獨善為師，先兼濟而后獨善。然事不如意，兼濟未果而走向獨善。他有一首《讀〈莊子〉》：“去國辭家謫異方，中心自怪少憂傷。為尋莊子知歸處，認得無何是本鄉。”當時，白居易離開京城前往江州就任九江郡司馬，情緒低落，第二年送客到湓浦口時，聞琵琶女的琵琶聲，作《琵琶行》感慨琵琶女的遭遇，詩中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既悲憫琵琶女，也自我悲憫。他在《讀〈莊子〉》詩里為排解內心郁悶，引莊子為同道，尋求莊子《逍遙游》里的“無何有之鄉”。莊子的“無何有之鄉”是逍遙彷徨，無物侵害而一無所有的廣漠之野。白居易據此說“認得無何是本鄉”，為的是超脫塵俗，避禍全身。白居易被貶江州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在《隱幾》的基礎上，他的思想與人生淪落相合，從此以獨善為主調。而“無何鄉”也成為他人生的向往。他垂釣渭上，自言“身雖對魚釣，心在無何鄉”（《渭上偶釣》），不似姜太公釣魚，七十歲釣得周文王，而詩中的人魚兼忘正是“無何鄉”的準則。“無何鄉”是出世的，他的《昭國閑居》詩有一個很俗且現實的說法：“平生尚恬曠，老大宜安適。何以養吾真？官閑居處僻。”他提到的“居處僻”即待在僻靜地修養，與世事無干，是想處在“無何鄉”里。他44歲時還寫過一首《自誨》，勸自己從此饑食渴飲，晝興夜寐，無喜無憂，病臥死休，了此一生，也是在僻靜處自我修養的方式，只是這僻靜處未必真是“無何有”。

“虛靜”而自適。白居易的《求玄珠賦》以“玄非智求，珠以真得”為韻，用莊子《天地》黃帝游于赤水遺其玄珠、眾人求而不得唯象罔得之的故事，指出莊子之意在于頤神保真方可得“道”。這是避禍養生的要訣，白居易在《養拙》里說：“逍遙無所為，時窺《五千言》。無憂樂性場，寡欲清心源。”《五千言》即《道德經》，白居易接受莊子影響的同時，也受了老子影響，他的《策林》有一篇《黃老術》主張學漢文帝，為政清靜寬簡以致太平。而這里的逍遙無為、寡欲清心，同屬于老、莊，也是頤神保真之道，由此會有“虛靜”無為的主張，白居易說，“淡然無他志，虛靜是吾師”（《夏日獨直寄蕭侍御》）。他有時把“虛靜”說成“虛空”“虛白”，如“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負冬日》）；“恬然不動處，虛白在胸中”（《初病風》），要保持內心的空明虛靜，不滋生欲望，以免外物傷身害性。他在《聞庾七左降因詠所懷》里安慰被貶的庾七，說布衣委棄草莽，偶爾貶官不算人生失意。然話題一轉，說道“外物不可必，中懷須自空。無令怏怏氣，留滯在心胸”。“外物不可必”是莊子《外物》的首句，在外物不可強求的主張下，莊子講了一些強求外物者的悲慘命運，白居易沒有深說，讓庾七心中自空其實是放下欲望，不為外物所累，方能無憂。他還在《逍遙詠》里說：“亦莫戀此身，亦莫厭此身。此身何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遙人。”所謂的“莫戀”“莫厭”說，只因人生一世本是虛空，知此而淡然忘身忘心忘世，有了無待也是無欲無為的逍遙。白居易想做逍遙人。前提是“虛靜”或“虛空”。不過，這既是莊子的“無己”逍遙，又是世俗“知分心自足，委順身常安”（《詠懷》）的逍遙。

“窮通”而自適。元和七年（812）白居易寫了《歸田三首》，其三回憶人生，三十為近臣，四十為野夫，十年巨變，深感“窮通”倚伏，不必像魚困于深水、鳥束于高木。隨即表明“化吾足為馬，吾因以行陸。化吾手為彈，吾因以求肉。形骸為異物，委順心猶足”。這化用了莊子《大宗師》子輿的話。子輿病，子祀前往探望，見他彎腰駝背、臉腮藏于肚臍、雙肩高過頭頂的怪模樣，問他是否討厭自己。子輿說毫不討厭，“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這番生動的描述歸結為發自內心的安時處順，白居易以此表明自己的人生態度，歸田而心不系形骸，不系榮辱。也是看到人寄天地間，萬事轉頭空，沒有必要棄窮求通，況且人生通達終究也是大夢一場。其后，當友人“平生青云心，銷化成死灰”（《諭友》）時，他勸慰道：“朱門有勛貴，陋巷有顏回。窮通各系命，不系才不才。推此自豁豁，不必待安排。”（《諭友》）還在《詠懷》自言：“窮通不由己，歡戚不由天。命即無奈何，心可使泰然。”白居易的安命思想也本于《莊子》。莊子《人間世》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名言，與它相應，白居易的《無可奈何賦》說人生當與“道”逍遙，委化從容。而這里值得注意的仍然是他的“窮通”說。不同于“窮通”倚伏所示的相互依存、轉化，而是以“窮通”為命，有才竟窮，無才亦通，正是世上的不可奈何。所以莊子讓人安時處順，呼我為牛則為牛，呼我為馬則為馬，人生也就自然豁達而無悲戚。

白居易也說齊物，有時還把莊學與佛學相關聯，如說“為學空門平等法，先齊老少死生心”（《歲暮道情二首》其一）；“本是無有鄉，亦名不用處。行禪與坐忘，同歸無異路”（《睡前晏坐》），莊與佛難解難分。他還為自己寫了《醉吟先生傳》《醉吟先生墓志銘》，后者中的“其生也浮云然，其死也委蛻然”，仍是莊子式的表達。在莊學的熏染下，白居易樂于“自適”，只是他即使賦閑，也不可能真正脫俗以實現“自適”，莊子理想化的逍遙游始終是他人生的憧憬。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8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