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談吳景超、潘光旦關于“民族自信力”先天根據的論爭（副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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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吳景超特別提到中國人適應環境的能力很強，“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他的根據是中國僑民的分布范圍很廣，熱帶寒帶都能適應，不像白人黑人適應范圍狹小，不時發生“水土不服”的問題。這種體力上的優勢，也使得中國人在生存競爭上不會被淘汰，而且有很大的向各處發展的潛在力量。

●吳景超和潘光旦都是具有嚴謹學術態度和愛國情懷的學者，他們在中國人的體力和智力水平的認識上能夠達成某些共識，但側重點的差別還是清晰可見的：吳景超更多地看到中國民族性的某些優勢，而潘光旦則更強調對民族性的不利因素作更真切的認識和改造。

1935年7月7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欄刊出了時任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的吳景超的《自信心的根據》一文。此文對當時中西文化討論中出現的中國文化悲觀論調進行了反駁：“有些人考慮到這些事實之后，便喪失了自信心，以為我們的文化既不如人，便是我們這個民族不如別人的證據。”吳景超著意于文化問題，從民族特性的普遍性上求解，力圖為培植民族自信心做出論證。

“最科學的態度，是假設我們不優于白人也不弱于白人以待證于將來”

吳景超的《自信心的根據》一文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之作，而是他長期關注并思考中西文化和中西民族問題的結晶，其博士論文《唐人街》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從“邊際人”的角度探討中西文化的沖突和融合的。而這篇文章基本觀點的雛形可追溯到1929年初發表的《中國文明何時可與歐美并駕齊驅？》一文。

1929年3月12日，時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的吳景超寫了一篇《中國文明何時可與歐美并駕齊驅？》，發表在社會影響很大的大眾刊物《生活周刊》上。在這篇文章里，他首先列舉當時關于中西文化孰優孰劣的兩種流行看法，并明確表明自己的態度。當時一種意見以為中國的物質文明也許比不上西洋人，但如談到精神文明，那么中國一定要首屈一指了；另外一部分人則是對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看不起。吳景超認為，這兩派意見“都失之過偏”，前者是妄自尊大，后者是妄自菲薄，都不是正確的態度。什么才是正確的態度呢？他認為，最為可取的是自覺的態度，也可稱為努力的態度。所謂“自覺的態度”，“簡言之，便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如人，何以不如人”。從中國文化的現狀而言，他對那些采取批評態度的人“抱有相當的同情”，這就是不諱疾忌醫，首先要“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如人”。第二步才是了解我們“何以不如人”。

如果說中國文化不如人的原因是從先天根據上來說，我們民族的智慧就比不上歐美民族，那么這個打擊將是釜底抽薪式的，后天再多的努力也無濟于事。吳景超說：“假如我們的智力是比歐美人差的，那么中國文化的前途可謂毫無希望。”今天的人已經很難體會近代中國人在國際上所遭遇的諸多挫折，以及它們帶給國人心頭的那種普遍缺乏自信力的情形。更何況，當時在西方種族偏見盛行。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要花很多精力和心思來論證中國人的智慧并不低于歐美人，或者將這一點作為他們討論中國文化前途的前提條件之一。

吳景超很重視關于中國人和歐美人智力高下的研究成果，在《中國文明何時可與歐美并駕齊驅？》一文里，他花了很大的篇幅來征引西方心理學、社會學學者根據智力測量結果對于黃、白二種人智慧高下的判斷。他是一個很注意廣泛搜集材料的學者，并不是刻意搜集對黃種人或中國人有利的證據，而對不利的證據視而不見。首先他列舉了三種主張中國人的智力較差于白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并沒有加以批駁；其次，他又引用了兩種主張“中西人的智慧是相等的，并沒有差別”的研究成果；最后引用了三種主張“中國人的智慧較勝于白人”的研究成果。這八種研究成果，都是學者根據選取范圍大小不同的人群加以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因選樣大小不同，選取對象不同，得出的結論五花八門，究竟哪一種可信呢？一時不容易斷言，但吳景超在意的是：“科學的證據，并沒有把我們列入劣等民族之中”，“我們看了這些統計，不必自夸，也不要自餒。最科學的態度，是假設我們不優于白人也不弱于白人以待證于將來。”這真是學者的態度，即便有大部分的研究至少支持中國人不劣于白人，他也沒有對此有利于自己論證的材料大加贊揚，而只是很謹慎地提示我們要有信心，并將“不優于白人也不弱于白人”的想法作為假設，以待將來更加周詳的研究。

中國人適應環境的能力很強，“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在中國本位文化和全盤西化論爭論最熱烈的1935年，吳景超又寫了《自信心的根據》一文。在這篇文章里，吳景超的論證思路一如往昔，依然是從歷史上的文化表現和科學上的生物依據兩個方面來論證中華民族并不弱于白人，他希望以此來“增加大眾對于自己的信心”。在引用兩種西方學者關于頭顱容量和腦重量的研究成果之后，他認為中國人的數據較優于西方人，并不足以成為引為自傲的確實證據，“此處我們要替歐人說一句話，就是歐人腦重的平均數，是根據一萬以上的個案而得到的，中國人的平均數，只根據少數個案，樣本太小，也許不能目為定論。不過我們可以說的，就是現在的研究，證明我們的腦經，是并不弱于白人的”。

吳景超還特別提到中國人適應環境的能力很強，“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他的根據是中國僑民的分布范圍很廣，熱帶寒帶都能適應，不像白人黑人適應范圍狹小，不時發生“水土不服”的問題。這點見解大概是當時流行的認識，吳景超特別引用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的話來支持。這種體力上的優勢，也使得中國人在生存競爭上不會被淘汰，而且有很大的向各處發展的潛在力量。

吳景超的社會學專業背景決定了他并不是從自然科學層面研究種族，但他希望征引一些生物方面的研究成果來證明中西種族的平等，在這個基礎上他將重點放在文化方面的論述。在廣泛閱讀西方人關于中西種族智慧高下的科學成果后，他首先確立了很強的民族自信心：“我們只要離開文化的領域，走入生物的領域，離開文化而談民族，離開后天的而談先天的，離開環境而看遺傳，就可發現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有一個燦爛的將來的。”

民族自信力非具有體力與智力的生物條件不可

吳景超的《自信心的根據》刊出后不久，1935年7月21日，以研究民族特性知名的社會學家潘光旦立即寫了一篇《論自信力的根據》回應，其中既有贊同，也有重要的補充。因吳、潘的文章都有很多人關注，《獨立評論》便將原刊于《大公報》的吳文加以轉載，隨后又在第162號上刊出吳景超對潘光旦的回應文章《論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兩位社會學家在不到一個月時間里就“民族自信力”問題展開有深度的往復辯論，對于中國人認識相關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潘光旦在原則上非常贊同吳景超的基本看法，即民族自信力非具有體力與智力的生物條件不可；對于吳景超提出的種種論證，他也表示樂于接受。不過，他依據自己掌握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對中華民族的體力和智力上的問題都進行了進一步的補充和討論，大大擴展和豐富了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

吳景超和潘光旦都是具有嚴謹學術態度和愛國情懷的學者，他們在中國人的體力和智力水平的認識上能夠達成某些共識，但側重點的差別還是清晰可見的：吳景超更多地看到中國民族性的某些優勢，而潘光旦則更強調對民族性的不利因素作更真切的認識和改造。正因為如此，同樣喜好發掘中華民族特殊性的梁漱溟先生對潘光旦的民族特性研究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和肯定。

我們可以用“消極適應環境的能力”和“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來分別概括潘光旦和吳景超的主要思想傾向，前者批評與反思多于肯定與鼓舞，后者則正好相反。他們從不同的思考方向提出了值得時人乃至后世繼續思考的問題。

潘光旦所提出的中國民族特性中的消極適應環境的能力，那種“隨遇而安的能力，抵抗疾病的能力，耐勞忍苦的能力，逆來順受的能力”，我們不是至今還隨處可見嗎？這些當然有其文化的、社會的原因，但是它們就沒有一點先天的根據，僅僅是由后天的社會文化制度決定的嗎？恐怕也不盡然。一個民族當然有其特殊的體質和適應環境的方式，兩者交相作用，產生多種多樣的民族特性，不承認這些民族特性差異，不承認這些差異具有某種先天的根據恐怕是不科學的。在國際體育競技場合、在社會生活領域，這些都是一再被證明的道理，可以作進一步的學術上的探討。

吳景超側重“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對中國為什么缺乏發明的文化基礎，也就是中國為什么缺乏自然科學的探討，被有些學者認為是首先提出并回答了“李約瑟問題”。他的看法有兩點：一是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沒有用在這個上面，中國知識分子的用心對象不是私人的意志決定的，而是學術空氣決定的，不幸中國自西漢以后知識分子的心力主要用在儒家的幾部經典上，培養了許多“難能而并不可貴的本領”，如背誦十三經等事情上；二是中國人在建筑自己文化基礎的過程中，受別個文明國家的益處太少，如果能像歐洲各國一樣，廣泛吸收別國的文化成果以為己用，便能大大加快自己的發展速度。

（呂文浩，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