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2023首屆中國紀錄片大會提案大會現場提案路演在北京國際飯店8號廳舉辦。屆時，本屆入圍的20部紀錄片提案主創將現場路演，由終審評委評選出“十佳提案”，未來將獲得生產制作、項目包裝、資金支持等服務。

在20個項目提案之中，《AI時代自救指南》聚焦當下世界最為關注的人工智能（AI）話題。隨著科技飛速發展，AI正迅速改變著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乃至未來或將深入整個社會的毛細血管，顛覆重建各行各業的運行模式。在不可逆轉的時代浪潮之下，每一個普通個體應當以怎樣的心態去面對變化、迎接變化、擁抱變化？AI給我們帶來的究竟是生存挑戰，還是發展機遇？在科技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之下，AI又會否模糊既有的倫理邊界？新京報記者獨家對話紀錄片《AI時代自救指南》制片人張海辰。

《AI時代自救指南》聚焦人工智能（AI）話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新京報：《AI時代自救指南》這部紀錄片的創意來源于何處？

張海辰：近十年我一直在做科技類內容，跟科技行業從業者有密切的接觸。2020年整個科技圈就已經在聊GPT3的事了，我們當時就覺得，這一定是未來的風口。其實在AI剛剛出現的時候是分為“弱AI”和“強AI”兩個不同的時代。當時整個學界預測“強AI”時代會在2050年左右到來。但實際上在 GPT3.5發布以后，整個學界認為，它把AI時代往前帶了一大步，因此大家也轉變了態度，認為2035年就會成為弱AI與強AI的時代轉折點。所以我們認為需要在這個時代去記錄AI轉變前的故事。

新京報：您認為《AI時代自救指南》和其他科技類紀錄片有何不同之處？

張海辰：我覺得我們最大特點是“通俗”。過去同行做的很多科技類紀錄片，大家確實很鉆研，很科技。但AI時代到來了之后，它最先顛覆的是哪些人？并不是傳統紀錄片的受眾，所謂一二線城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們，反而是三四線，甚至更下沉的普通人。比如，未來送外賣這個崗位就可能被機器人替代。所以我們需要讓這個片子更下沉，能夠穿透到底層受眾，面向更多在AI時代需要武裝自己、改變自己的人。這也是我們做這個片子的初心。

同樣，這部片子的定位是科技，而不是像《星球大戰》《星際迷航》這樣的科幻，所以我們的內容一定是聚焦近未來。我們只講近10年到20年的真實發展。綜上，這次我們應用了國內紀錄片不常見，但是在國際上已經有百年歷史的故事形態Docudrama（演繹式紀錄片）。它一部分是Documentary（紀錄片），一部分是Drama（劇情）。我們希望這種形式可以提升原本不是紀錄片受眾的接受方式。舉個例子，現在科技類短視頻實際上有很多受眾，那如果科技紀錄片把內容講得太過于嚴肅，就有可能把觀眾勸退，因為內容門檻太高了。

新京報：我們是否提出了切實建議去消解大眾在AI時代的困惑或擔憂？

張海辰：所謂“恐慌”，一大部分其實是來自于信息差。比如，很多人會擔心，自己的伴侶未來會不會愛上機器人？在我們看來，這是完全不必要擔心的問題。而且從我們獲取的資料來看，雖然AI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陪伴，但是他們卻在某些時候能比人陪伴得更好。比如智能音箱，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們其實會收到很多的詢問。尤其對于年輕獨居群體，在夜晚往往容易陷入深度獨孤與自我懷疑之中。但這個時間我們又不能隨便給任何一個人發微信，在這樣的時刻，人工智能就起到了陪伴的作用。當我們轉化思維，AI與人之間的關系可以變成“幫助”。

再比如，我們已知人類再努力地奔跑也追不上汽車，但我們可以去學習如何駕駛它。實際上，AI所做的事是把全世界的文本、資料、知識進行吸收整合，供人類去學習。如果我們死記硬背古詩，永遠背不過AI，但人類最大的價值在于思考和提問，這是我們還成為“人”的一個標志——我們提出一個問題，AI幫我們來解答。你看，這又是一個自救的方式——相比“戰勝”它，我們可以駕馭它，并把它作為一個工具跟這個時代共存。

即便在科技的發展下，一些基礎性的職位會被替代，但只要我們轉變思維方式，在保留“人”的優勢的同時，掌握跟AI溝通的技巧，把它作為工具而不是敵人，很多困惑也會迎刃而解。這是我們的觀點

新京報：過往我們在談紀錄片的時候，更多是強調真實性、紀實性。Docudrama這種形式和紀錄片的真實性會存在違背嗎？

張海辰：Docudrama其實是全世界紀錄片學界都承認的形式，比如《毒島奪寶》《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等。他們更多不是把影片分為紀錄片和故事片，而是“虛構影片”和“非虛構影片”。《AI時代自救指南》就是“非虛構影片”。

以《AI時代自救指南》的具體內容舉例。我選擇的這些大咖們不僅有非常強的科研能力，還有豐富的產品經理背景。我之所以選擇他們是因為他們最終要交付給用戶的這個技術是大眾交互的，而不是一個科學公式。那么跟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用戶數據，包括早期AI的種子用戶數據。在這些用戶數據中，我們就會尋找到各種各樣的故事。

比如有一集中，開發者們在內測一檔技術后是需要刪檔的，但內測用戶卻表示 “不要把我的男朋友刪掉”。過去我們對這種情況不得而知，但真的在接觸了這些人之后發現，無論是一線城市還是小城市，國內還是國外，每一個孤獨的個體跟AI建立情感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們采訪的一些公司已經推出了以假亂真的數字人產品。

這些產品會先把受眾拉入紀錄片之中，然后我們就進入了Drama部分。這個部分是我們在采訪之外，請編劇老師寫劇本，專業演員演繹，重新搭電影場景在棚里拍攝的。所有的故事都取自于真事，只是我們通過演繹的方式表達出來。

新京報：對于這樣的紀錄片形式，我們在籌拍的時候遇到過什么困難？

張海辰：最大的困難是融資。對方會問，這部紀錄片能有多少人看？如果沒有人看，你如何保證收益？我很能理解這種考量。這就引申出，過去很多紀錄片人會認為，紀錄片要保持純粹，觀眾們能夠通俗地、輕易地接受的方式，似乎都破壞了紀錄片的純粹性。所以這就導致了紀錄片在外界眼中有個很“奇怪”的人群畫像，是文藝青年，是生活在一線城市的白領，是多少歲到多少歲的年輕人。但我認為，這種畫像只是“幸存者偏差”而已。當我們用很嚴肅的內容，把很多人拒絕門檻以外之后，只留下這些“幸存者”，然后我們再照著它去做內容。但為什么紀錄片不能是大家吃飯的時候一起看的片子？

所以我們應用了“泡面番”的概念，不只為了融資，更是一以貫之地以泡面番作為內容策劃的特點之一。我們不會很學術的說《AI時代自救指南》必須得是一個什么樣的紀錄片，它可能只是吃飯的時候看的片子，恰好又能緩解大眾焦慮，給予大眾思考，而且還很有趣，可以向下穿透……所以《AI時代自救指南》或許和有些人定義的紀錄片不太一樣。

新京報：你認為一部好的紀錄片應該具備哪些要素？

張海辰：首先要吸引觀眾。現在各平臺的內容都十分豐富，即便用心制作的內容也要在有人看的基礎上才能閃耀光彩。包括短視頻平臺也開始將視野布局至紀錄片領域。我們如何利用好資源，爭取觀眾的目光，這是一部好的紀錄片需要具備的。

其二，我認為一部好的紀錄片不應做老生常談的東西。很多話題已經被探討過無數次，如果再做，必須要擁有全新的或者更好的視角。第三點是一定要有社會責任感，像《AI時代自救指南》，我們最終一定是希望幫助大家解決困惑。舉個例子，比如看紀錄片的觀眾中有存在心理問題的朋友，那他們了解到原來有“數字陪伴”這樣的方式，或許這就能成為他們的“救命稻草”。這是科技者在做的，我覺得也是我們紀錄片人應該傳遞的。

新京報記者 張赫

編輯 佟娜

校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