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

再次“逃”回北京，李希含不止一次回想起2018年至2019年的時光，那不僅是她畢業后第一次離家求職，也是她職場生涯中最鮮活的一段時光。那時，她每周或和同事相約聚餐，或到北京市區周邊的景區內散步，行程最繁忙的時候，她曾在10月連續三周爬了三次香山。

李希含的快樂曾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她甚至在因公司業務調整被迫離職后，還和原單位的同事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他們一起在微信群內吐槽原公司的規章制度、老板和同事，也共同分享在新公司的就職感受。偶爾，他們會共同懷念共事時的時光。

“那時沒有人會想著離開。”李希含笑著說，“我的大學時光是在北京度過的，畢業后成為北漂是順其自然的事，此后我兩次離開北京，又兩次返回北京。每一次，這座城市都讓人覺得更陌生，也更遙遠。但同時，再次北漂也讓人目標更明確。”

和李希含類似的人并非少數，逃離之后重返同一座城市的他們被稱為“回籠漂”。在“回籠”過程中，有些人變得目標更加明確，有些人在等待更明朗的未來。

很長一段時間，李希含對都市白領的了解多來自影視劇，屏幕中，他們總是穿著得體的西服或裙裝，自信地出入各個高檔寫字樓或商場；男士的頭發總是被打理得紋絲不亂，女士總是穿著細高跟、化著精致的妝容。

受此影響，李希含曾長期堅持早起一個小時，只為有充足的時間化妝上班。但慢慢地，她意識到影視作品對職場生活的夸大，比如北京的多數白領選擇穿休閑服，大家的頭發也是簡單的短發或中長直發，影視劇中的波浪卷并不常見。

一些被真實反映在影視劇中的細節是，“北漂”需要足夠的勇氣，也必須長期堅持。李希含畢業于2018年，彼時她在一家傳媒公司做編導，因為畢業延期，尚無學士學位證書，她的月薪低于周遭同期入行的應屆畢業生，薪資不足4000元。

這份薪水雖不能讓李希含無節制地消費，但亦能滿足她日常生活所需，而她的薪水也在工作一年后，成功漲到了5000元。這一年，原來本著經濟實惠原則消費的李希含，開始以個人喜好為標準，將一些原本不敢購買的口紅、衣服填滿柜子。春節回到四川老家，和母親一起逛超市買東西時，母親曾這樣形容李希含：“你參加工作后花錢越來越沒有度了。”

李希含并不認為自己是花錢毫無節制的人，只不過與北京相比，老家的物價委實低得可憐，100元在北京可能只夠一頓飯錢，但在老家卻可以為老人購買一套夏服，能買好多瓜果蔬菜。

看上去格外“闊綽”的日子持續到了2020年下半年，當時李希含所在公司業務調整，大半人員要被迫遷到外地工作。因為不愿離開北京，李希含和關系好的幾個同事一起辦理了離職，在嘗試找工作無果后，她于當年返回了四川老家。

與李希含裸辭返回老家的選擇不同，西班牙留學生Kiyo在上海工作期間，通過降薪轉崗的方式，獲得了回老家濟南工作六個月的機會。

轉崗前，領導要求Kiyo每兩周返回上海報到一次，而這也給了她更多觀察兩座城市的機會。在濟南，Kiyo就職的辦公大樓遠離市中心，人們對于穿搭并不過分關注，即使身穿法蘭絨睡褲上班，Kiyo也不會覺得有何不妥；而在上海，她會被周圍環境推著購買大量的戒指、耳環、珍珠等飾品。有時候，Kiyo會在穿梭于兩座城市時產生一種時空穿越的錯覺——從濟南返回上海時，她會覺得自己的穿搭遠不如辦公樓前的保安精致；而從上海回到濟南，她又會特意穿搭素凈的服飾，以免成為同事議論的焦點。

Kiyo是身邊朋友中唯一一個放棄了大城市高薪工作、寧愿降薪也要回到家鄉的人，不少朋友聽了她的決定后，大為震驚，有些則直言不諱地說她“瘋了”。面對諸如此類的言論，Kiyo不愿辯駁，在她看來，人生該明朗之時，自會明朗。

與在上海時的生活相比，住在濟南無疑是愜意的，Kiyo可以時時陪伴在父母身邊，也不必承擔租金壓力，下班回家能吃到熱乎的飯菜，周末還能享受到父母的加餐。為六個月后能延續這種幸福，Kiyo在濟南工作期間，還曾試圖另尋就職機會。在西班牙讀書、在西班牙企業工作的經歷讓她將就業目標首先放在了外企上，但所有求職信息最終都石沉大海，還有部分求職信息是已讀不回的狀態。

Kiyo終于被迫承認，濟南的經濟發展程度遠不如上海，如果選擇繼續在互聯網企業工作、繼續在行業深耕，她只能選擇返滬工作。

回到四川后，李希含經過多次面試，終于以編導身份順利入職了一家企業，但她在入職后卻發現同事之間內斗厲害，溝通不暢。

當時，李希含的工作職責是寫短視頻劇本、約演員拍攝、同后期人員溝通剪輯思路，再配合宣傳部門的同事進行推廣等，一個月的工資是3000元。在北京，拍攝一條劇情向的短視頻需要兩天，有時甚至只需要一天，但在老家，拍攝一條短視頻卻需要近一周。如此大的時間差不是因為內容變得更精致了，而是因為人員經常跟不上，有些演員的排期要排到一周后，已經拍好的視頻經常會在剪輯階段被擱置。

緩慢的工作節奏讓李希含倍覺抓狂，也讓她的包容度不斷下降，她曾因后期同事無法快速出片而和對方大吵了一架。

工作不順之外，每天縈繞在耳邊的家長里短也讓李希含感覺很焦慮。從北京離職回到老家后，她似乎成了“人人喊打”的那一個，有人怪她不能吃苦逃回老家，有人怪她離職失去了晉升的絕佳機會，還有人怪她當初沒有考公，而是成為了工薪階層中的一員。

在這樣壓抑的生活環境和工作環境下，李希含選擇在春節過后再次踏上前往北京的列車。

廣州人瑜仔曾經歷過類似的階段，她在香港結束研究生生涯后，在那里短暫工作過一段時間，后因簽證問題返回家鄉廣州。闊別三年返回故鄉，瑜仔記憶中的廣州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座被稱為“妖都”的城市變得繁華、擁擠，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會聚于此，大街小巷中隨處可以聽到帶有不同口音的普通話。

瑜仔自小生活在粵語環境中，她的父母以及周邊親朋都是流利的粵語使用者，及至赴港讀研，粵語環境變得更加純粹，教學用語也變成了粵語。在如此強大的語言環境下，瑜仔的普通話委實算不得標準，以至于她在返回廣州一段時間內，都無法適應一些非粵語的交流環境。不僅如此，當她試圖用蹩腳的普通話與同事交流時，她那一口帶著明顯“港味”的普通話也不時會招來有些人的調侃，因為無法迅速理解某些普通話發音，她做的會議記錄也經常漏洞百出。

職場生涯最艱難的時候，瑜仔感覺，身邊同事無一人與她交流，她在午休等空閑時間也總是一個人孤零零守在工位上。有時，即使她已經告知了領導工作中遇到困難，領導仍會將一些棘手的事情交付于她，如果瑜仔未能快速解決問題，對方便會以她能力欠佳為由，當著其他同事的面將她痛罵一番。

在高壓下，瑜仔開始整宿睡不著覺，頭發大把脫落，三天兩頭往醫院跑幾乎成了日常。她的父母似乎并未察覺到這些變化，在他們看來，瑜仔的工作已經優于多數人，只要善于自我調節，職場上的矛盾盡可消除。

堅持一年多后，數次打擊瑜仔的領導約談了她，要求她要么接受降薪調崗的安排，要么收拾東西主動請辭。尚無去路的瑜仔選擇了前者，她的工資縮減了10%，但工作量卻只增不減，長期壓抑在心底的委屈、失落等情緒瞬間迸發。她找到在香港工作時認識的心理督導師，按照對方給出的建議進行了心理健康評估，最后被確診為中度抑郁癥。那時，她對家人的態度每況愈下，與父母溝通時，總是說不上兩句話就以大聲嘶吼和埋怨收尾。

調崗兩個月后，瑜仔主動請辭，離開了那家公司，此后她又在多家企業就職，但返回香港的心卻從未消減。時隔近十年后，瑜仔也終于在機緣巧合下獲得了從廣州返回香港的機會。

再次踏上曾經求學的這片土地，瑜仔幾乎因撲面而來的熟悉感落淚。她的工作簽證仍無法辦理，但全粵語的交流環境疏解了她人生的大部分焦慮。她將住處的花園變成了自己的工作室，每天坐在花園內畫卡通畫，這是她最喜歡的緩解情緒的方式。

最開始，瑜仔為別人免費郵寄畫有卡通畫的明信片，漸漸地，她的畫作吸引了不少粉絲，不少人開始付費購買明信片。這一肯定行為使瑜仔從內心深處感到滿足，她發覺自己不再是碩大機器上的一枚螺絲釘，而是一朵花，她能在小小的花園里開出自己的顏色，也能擁有自己的芬芳。

李希含返回北京后，成為了一家教育機構的文案策劃專員，后因行業調整離職，并再次返回四川。她在四川參加了公務員考試，但成績不理想，也曾試過再找工作，可想到之前在家被頻繁催婚、被人議論的場景，又再次返回了北京。

第三次在北京求職、生活，李希含已能客觀感知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疫情三年后，年輕人不斷涌入北京，自己原本每周能收到四次面試機會，如今縮減至兩次，有時甚至一次面試都沒有；雖然熟悉的環境緩解了小城市適齡未婚女性的焦慮，但“北漂”的事實又加劇了不安感。李希含明白，難以得到的戶口、高昂的房價等因素交織在一起，終會讓她有朝一日選擇回到老家。她已思索出——至少對自己而言——在北京求職的意義：努力工作，用工作所得在家鄉所在的小縣城或省會購買一套房產，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回到自己的小窩，偶爾回家找父母團圓。

返回上海后，Kiyo找到之前的房東，很快入住了心儀的房子。即使仍是在沒有親人和房子的城市生活，Kiyo也變得自洽了許多。她經常會想起在濟南工作期間，自己斷斷續續閱讀的與哲學、邏輯有關的書，這些書告訴她，人無須將注意力放在夸張奢靡之事上，中庸乃是為人處事的上佳之道。

2023 年 5 月 25 日，北京。一對情侶躺在商場外的空地上放空。( 圖 / 視覺中國）

曾經漫步的街道、買過瓜果的攤位、用過餐的餐廳等熟悉的街景風貌消除了Kiyo的大部分漂泊感，她越來越覺得，家鄉是一種很寬泛的存在，它與房子、戶籍等無關，只與人的歸屬感緊密相連。“當人們在某座城市長期生活并產生依賴感后，這座城市即可被視為家鄉。”采訪最后，Kiyo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