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日本研究，源遠流長，成果豐碩，名家輩出。在日本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之際，劉岳兵教授以院長之責，親自編纂這部七十余萬言的《南開日本研究史料紀事編年》（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年），對一百二十余年來南開日本研究的歷程、事件、人物、成果等方方面面，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與總結，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緬懷前輩，賡續傳統今年是南開日本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也是“南開史學”成立百年，還是南開大學成立一百零四周年。而“南開日本研究”有著更為悠久的歷史，比南開大學創立早二十年。岳兵教授多次談及南開日本研究之萌芽，早在2020年出版的《至境終須合大群》一書《前言》中，就談道：“要了解南開的日本研究，必須追溯到南開學校的‘萌芽之時期’，必須從嚴修貴州學政任滿回津、從張伯苓親睹國旗三易的痛感和奮起，必須從小小的嚴氏家塾、從‘南開校父’嚴修的思想行為開始挖掘。” 而在《關于日本，他們在<南開思潮>中說了些什么？》文中他再次強調：“南開真正的日本研究，是與南開大學的創辦相伴而生的。從南開學校籌備大學部到成立南開大學的這段時期，日本已經是南開師生關注的對象，這段時期可以叫做早期南開日本研究的準備期。”（本書《附錄》第714頁）故而《南開日本研究史料紀事編年》始于1898年。這年 3月25日，嚴修自貴州學政任滿，離任回津。10月29日，張伯苓受聘嚴修家館，以新學教授嚴家子弟，從而開啟南開學校的萌芽，也開啟了“南開日本研究”之門。一定意義上，對日本的關注，促成了南開學校的創立；隨著南開大學的建立，日本研究自然就成為南開學術研究一個極其重要的領域，從而涌現出一批又一批專家。梳理南開日本研究歷程，追念前輩業績，彰顯南開日本研究學術成就，成為本書的重要目標，故而緬懷前輩，賡續學術傳統，成為本書第一個印象深刻的學術情懷。

本書將南開日本研究從1898年到2022年分為六個階段，以1919年南開大學成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64年日本史研究室的成立、1988年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和2003年日本研究院成立為標志，分為六個時期。每個時期為一卷，主體六卷。前兩個時期從1898年到1949年，重點考察嚴修、張伯苓多次考察日本，創辦南開系列學校，奠定南開日本研究的基礎。隨著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吳廷璆先生調入南開大學歷史系，尤其是1964年成立日本史研究室，在學術機制上，為南開日本研究的發展奠定了學術組織和學科基礎。1988年俞辛焞先生創立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南開各系所日本研究者得以團結起來，共同開展學術研究，南開日本研究從而進入一個新的境地。2003年以楊棟梁教授為代表的第三代研究者，成立日本研究院，設定三個研究方向：日本歷史與文化、日本現代經濟和日本現代政治，在區域國別的學科視野下，進行跨學科的系統研究，將南開日本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一系列影響深遠、集大成式的學術成果，紛紛出版，充分展示了南開日本研究雄厚的學術實力。作為南開日本研究第四代學術領軍人物的劉岳兵教授，在本書中充分呈現了一代代南開日本研究專家的心路歷程、學術成就與學術影響，展示了南開日本研究薪火相傳，代代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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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尊師重道，感恩情懷

本書雖是史料匯編，卻寄托著編者滿腔情懷，劉岳兵教授編撰此書也是為了完成其先師方克立先生所交代的最后“作業”。作為南開大學的杰出校友，方克立先生對于南開日本研究中所體現的“南開精神”有十分深入的感悟，故希望岳兵將其整理出來。早在2016年，方先生就曾給岳兵教授說過：“關于中國日本研究學術史的研究（包括‘編年’），非常有意義，在這方面你可以做出開拓性的工作。”岳兵教授謹記師命，2019年編成《南開日本研究（1919-1945）》一書，受到方先生的贊賞：“為南開，也為日本研究院，大大地爭了一把光。這件事情干得真漂亮！”（《至境終須合大群》，第647頁）2020年2月2日，特別致函岳兵：

1949年吳廷璆先生到南開只是開始了日本研究的一個新階段，此后70年薪火不絕。你大概算是第四代領導人，把視野擴大到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是你的一大貢獻。你編的《南開日本研究（1919-1945）》（我還沒有見到此書；有一篇介紹文章說是36年，算錯了，實為26年）是整套叢書的靈魂，它不是拾遺補闕之作，而是把南開日本研究所體現的“南開精神”真正彰顯出來了。張伯苓先生是著名的愛國主義教育家，他深知日本軍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所以要全面過細地研究日本，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等諸方面，大概是“知己知彼”的意思吧！以至到抗日戰爭時期，他還感嘆：中國對日本的認知“何至于到現在還如此朦朧呢”？日本侵略中國，他說“責任在中國這邊”，恨鐵不成鋼呀！中日兩國是離不開的，日本方面可能的資助他還是盡量去爭取。

你把中國的日本研究概括為“克敵制勝”（“知己知彼”），“他山之石”，“美美與共”三種境界，是有利于今后發展日本研究與中日合作的。你作為這套叢書的主編，此時到關西大學去拿一個文化交涉學論文博士學位，也頗具象征意義。日本學者第一個在南開大學拿論文博士學位的是千宗室先生，那是1991年。系統整理這些資料，或許還可以編一個南開日本研究百年大事記。（《方克立論著集》第七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第155頁）

方克立先生信函中方先生對于岳兵在探究南開日本研究領域中，所做出的成就，予以很高評價，同時又給岳兵教授新的建議：“編一個南開日本研究百年大事記”。岳兵教授將其視作方先生交給他的又一篇新的“作業”，只是沒想到這會是最后一篇“作業”，因為兩個多月以后方先生遽歸道山！5月份，岳兵教授終于編成《南開日本研究史料編年初稿（1898-1949）》，算是給方先生交了一個“作業初稿”。書雖成，師不在，心中之悲涼，自不待言。又花費數年，在初稿基礎上，進一步擴充，最終編成這部《紀事編年》，將時間下限從1949年延伸到2022年。方先生天國有知，肯定會含笑九泉的。方先生希望岳兵教授把南開日本研究所體現的“南開精神”彰顯出來，岳兵教授特別作了回應。他將“南開精神”歸納為三點：“第一，自由發表不同的觀點，不唯上是從；學校也包容各種不同的聲音，不搞一言堂。”“第二，打破各種因襲的、輪回的舊圈子的循環，以立足中國、發展中國、知中國、服務中國為教育和學術研究的目標。”“第三，南開素來重視道德教育……實際上就是南開校訓中的‘公’和‘能’兩個方面。” 更以他們師生二人的交往，深入闡釋了“南開精神”的內涵：“以上方方面面，在我而言，與其說是通過挖掘歷史，其實更是從隨方先生學習、受方先生關照三十余年的切身感受中體會得到的。先生強調自由而扎實的學風，從來不以自己的專業領域限制學生，從來不以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鼓勵學生自由發展，寬容而又講原則，溫而厲。”（《至境終須合大群》，第648-649頁）本書透過南開日本研究，深入地闡釋了“南開精神”的豐富內涵，更可以說是岳兵教授與方克立先生師生情懷的見證！

三、家國情懷，校史新范

在本書《小序》中，岳兵教授寫道：“這本南開與日本關系的編年史料，至少對于南開大學的校史研究是有意義的。”這是岳兵教授的自謙之詞。書名“南開日本研究史料紀事編年”，可拆分為三個關鍵詞：“南開”“日本研究史料”“紀事編年”。實際上本書飽含家國情懷，有著多方面的學術意義，一定意義上說，開創了南開校史寫作的新范式。

第一個關鍵詞是“南開”，這是一部南開特殊的校史。這里的“南開”，包括了從嚴修的家館開始，到南開小學、南開中學，一直到南開大學，凡是跟日本有關的人、事、言，全都編輯于此。將南開日本研究跟南開校史緊密聯系起來，深入闡釋了“南開精神”的內涵，在南開發展的每一個階段，日本研究都有重大發展，或者可以說，本書是透過南開日本研究，將南開校史進行了系統梳理，這也說明南開日本研究本身可以視作南開校史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誠如前面提到，更重要的是，透過南開日本研究的梳理，更好地闡發了“南開精神”。誠如岳兵所言：“百年來的南開日本研究，就這樣被抹上了一層難以褪去的底色。簡單地歸納一下，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幾點：第一，重視實地調查……實地調查逐漸具有組織性、綜合性和系統性，形成了南開的學術特色。第二，愛國、救國。”調查就是“為了愛國和救國”，也就是“知中國、服務中國”。“第三，對日本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對于其軍國主義的侵略必須警惕、揭露和抵抗，對于其強國之精神，也要虛心學習和研究。”“遺其形式，而求其精神”，這實際上是“南開精神”的一種反映，（第720-721頁）成為支配歷代南開人日本研究的靈魂。

第二個關鍵詞是“日本研究史料”，即南開與日本有關的人、事、言，全都總覽于此書之中。本書稿涉獵范圍，誠如本書《凡例》所言：“本稿分為三部分內容：第一，與日本相關的言論、報道、論著輯要；第二，與日本相關的事件；第三，雖與日本未必有直接關系，編者認為其言論或史實對認識南開學校、南開精神，觀察日本、研究日本或了解當時日本研究的歷史氛圍等有啟發意義者。”實際上乃是遵循了中國古代紀事的兩大內容：“事”與“言”。“事”，乃南開學校與日本交往的事件；“言”，乃反映南開人研究日本的論著。

在整個近現代中日關系史的大背景之下，敘述南開日本研究與南開對日交流情況，說明一方面南開的日本研究是跟中日關系的大背景密切相關的，同時又是中日關系發展的一個縮影，本書通篇都貫穿著這樣的特色。例如1915年1月18日，引用《嚴修年譜》敘述道：“日本公使會見袁世凱大總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即召集國務總理徐世昌、外交總長孫寶琦、陸軍總長段祺瑞開會商議對策。5月7日、9日，嚴修《日記》分別記載：‘日人遞最后通牒于我。’‘中日交涉定約。’” 又特別記錄張伯苓在5月17日針對“二十一條”的講話，鼓勵學生“國威以振，國恥以雪”！（第19頁）將南開日本研究融入整個中日關系的發展脈絡之中，這樣的特色貫徹全書，可見南開的日本研究是與整個中國同呼吸，共命運的！

“日本研究史料”中的“研究”二字，應是相當寬泛的概念，并非指純粹的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當然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南開師生跟日本的交往，不管是嚴修、張伯苓以及隨后的大學校長們、教授們對日本的考察，與日本學人的交往，還是學生短期赴日進修、留學、攻讀學位，老師們的訪學、研修等全都包括于此書中。另一方面，凡日本與南開相關的人和事，也全都涵蓋于書中，包括日本各界人士來南開交流、訪問、開會、贈書、捐資等等內容，實際上乃是南開與日本雙邊交往的各種人和事。本書資料十分豐富，征引相當廣泛，既有南開校史方面的各種資料，也征引了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等日本有關南開大學的史料，體現作者有著嚴謹的態度，廣博的知識。因之，“南開與日本的關系，大而言之，或可視為近現代中日關系的一個縮影；南開的日本研究，也可能是觀察和了解、反思近現代中國日本研究發展歷程的一個可資借鑒的比較典型的窗口。”（第1頁）故而也就決定本書有著十分廣泛的學術價值，既是一部飽含家國情懷的南開日本研究的學術史，又可謂近現代中日關系史上的一個具體而微的實例。

第三個關鍵詞是“紀事編年”，清晰地揭示本書是一部編年體史書，按照時間順序，將相關人、事、言，編輯成冊，總成一書。本書在紀事之時，亦重視記言。對于“言”的重視，成為本書一大特色。凡關涉日本之言論，尤其是有關對日關系之政論、書信、談話、雜感等，皆加以摘錄敘述。即如1917年4月11日，張伯苓修身班演說“舊中國之新希望與舊南開之新責任”，載于同月18日刊行的《校風》第61期。“強調美國在東亞的重要性，強調東亞諸問題關系美日中三國者：言中國之與東亞諸問題乎？此為關系美日中三國者……”（第123-124頁）摘錄文章大半篇，全文照錄。書中多摘錄張伯苓刊在《校風》上的演講稿，因為關涉時政，關涉當下現實，自然繞不開當時的中日關系，故多予摘錄。因此，本書固然是南開日本研究的學術編年史，也是南開大學與日本交往的關系史，同時也是中國日本研究的一個重要事例，即以南開為中心，揭示中國日本研究狀況；也以南開為例，說明二十世紀初以來一個多世紀，中日關系的發展變化，乃系透視當代中日關系史的一個具體實例，無論是對中日關系史的研究，還是南開的校史研究，本書都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結語

在《至境終須合大群》一書中，收錄了楊棟梁教授的《史學大家吳廷璆的學識與情懷》，在追念吳廷璆先生學術人生之同時，楊老師也特別注重吳先生的家國情懷。這種情懷為隨后歷代南開日本研究學人所繼承和弘揚。曹雪濤校長說過：“時至今日，南開在日本研究領域匯聚了一批具有科研熱情和能力的資深專家與青年學者，積淀了大量能夠引領學界、產生廣泛影響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并重的傳統和特色……是南開深厚學術積淀和文化底蘊的體現，有利于形成中國日本研究的‘南開學派’，這不僅是南開學脈的傳承，更是南開精神的永續。”（《至境終須合大群》，第4頁）誠哉斯言！劉岳兵教授在此書中，梳理南開百年來日本研究，深入闡釋了“南開精神”，更是為南開日本研究的家國情懷，作了新的闡釋，必將對今后南開日本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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