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個人的微信里都有至少一個“家庭群”，這些群通常以“相親相愛一家人”“一家親”等等命名。2018年，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的調查結果顯示，93.8%的受訪者加入了家庭微信群，它已成為家人間溝通的重要方式。
每個家庭群都由年長世代和年輕世代構成。線下，長輩與年輕人遵循著傳統禮數——中國幾千年來“長幼有序”“父為子綱”的文化根深蒂固，盡管有所松動，長輩有權威，晚輩尊重長輩的相處模式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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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這一關系被轉移到互聯網——人們通常認為年輕人是這里的主體，一切是否會發生變化？換句話說，你跟你的爸媽叔伯阿姨姑姑們，在網上與線下的交流方式一樣嗎？在你如魚得水的互聯網，你是否引領和重塑著家人間的交流方式？
2019年，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炎龍與學生王石磊開始了他們的調查。他們好奇的是，當深諳傳統禮數的長輩進入以微信為代表的社交網絡時代，他們會如何表現、互動，他們是否會將生活中的傳統禮數帶入互聯網世界中？
微信群，將家庭的枝葉收攏回來
王炎龍與王石磊決定將選題視角放在年長世代身上。因為無論學術研究還是行業報告，對象永遠是年輕人。他們被稱為“數字原住民”，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擁有較高的媒介素養，老年人似乎被下意識地忽略了。尤其是農村老年人，“深圳和北京都有一些學者在研究老年人，但在中國一線城市的老年人，他們擁有很高的媒介素養和文化層次，我就想著，為什么不從農村出發，關注一下身邊的老年人。”王石磊說。
王石磊是山西省陽城縣北留村人。他發現，人們常常將老年人，尤其是農村老年人視為“數字時代的落后者”。社交媒體上，人們普遍認為年輕人“游刃有余”，中年人“亦步亦趨”，老年人則始終“望塵莫及”。他們似乎被賦予了這樣的形象：被動、受困于數字時代、努力追趕年輕人卻顯得笨拙。王石磊好奇：“他們會不會積極構建屬于自己的網絡使用方式？我們站在所謂精英、熟練者的視角自上而下地俯瞰他們，覺得他們笨拙，但站在他們的角度，他們真是被動、不快樂嗎？”
作為一名95后，他不是家族群中的活躍者。恰恰相反，他將多數群聊設置了“免打擾”。家族群更特殊些，早早被他收入群助手中，只在假期回家時，將它從群助手里放出來，和親戚們說說話。
這幾乎是年輕世代的共性。7個接受調查的家庭群中，年輕人都表現出類似的傾向：他們很少主動開啟話題，往往在長輩發起話題時扮演“捧場者”的角色，淺淺地回應與互動。
看上去，“網絡原住民”們正不斷讓渡權利。比如，他們都將群聊命名權都交給年長世代。你的家庭群名大概也包含以下關鍵詞：“相親相愛”“幸福”“一家親”——這是長輩們對美好家庭關系的愿景。
再比如，年長世代熱衷于轉發“謠言”，年輕人總能一眼辨明，卻缺乏糾正意愿。調查過程中，只有一位年輕人喜歡在群里糾正謠言，為此，他專門花時間上網搜索驗證內容的真實性，研究生身份和有理有據的“回擊”賦予了他權威，他很快成為家庭群里的科普達人。但對其他年輕人而言，為糾正謠言與長輩起沖突毫無必要，“一方面可能不屑，另一方面為什么要和家里長輩起沖突？在一個共同的場域里，他們會更多地覺得，就應該讓他們說了算。”
年輕人有豐富的、不斷向外擴展的生活，家庭群只是他們眾多聊天群中重要但不太關注、甚至很少打開的存在。“不艾特你，你可能都不會理”。
但對年長世代而言，家庭群意義重大。他們擁有的聊天群數量有限，家庭群往往由他們發起建立。接受調查的7個家庭群中，有4個都是由長輩建立的。一位長輩這樣形容家庭群的作用——家族如同枝葉，“家族大就是枝葉大，家族小就是枝葉小。有了這個群以后，好像這些枝葉又被收攏了回來。”
馴化家庭群
現在，枝葉被收攏回來，投射到網上，長成“家庭群”獨有的模樣。
王炎龍他們借用了“馴化”理論。這一理論原本指的是人們在生產實踐中將野生動物、植物的自然繁衍變為人工控制的過程，比如，把野生動物變成家養動物，寵物貓狗就是這么來的。
微信群同樣如此。作為交流工具，當它進入到私人世界中，它也開始被賦予不同的含義。畢竟，人們開啟群聊，動機各不相同，根據需要，使用者不斷“馴化”它們。“這個群有一些區別于家庭群、朋友群、同學群的不同的東西，才能夠成為一個家庭群。一些東西要在對比中得出，只有對比，你才能感覺到它的特性所在。”
家庭群中，馴化的主導者是年長世代，在這里，他們比年輕人更努力、積極構建著家庭群的樣貌。調查中，一位長輩覺得微信群對家庭凝聚力、融合有所重要幫助。“誰家有什么事都重視，誰生病了都趕快問候，這個比較快一點，這時候就能看出凝聚力。需要后輩，他們有車，馬上就能回來。”
在長輩們眼中，家庭群應該是長幼有序的。2020年春天，王石磊去北留村的五金店拜訪一位叔叔。那是他的調查對象之一，年過60，黑瘦、精干。兩人在五金店門口坐下，升起爐子，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王石磊發現，大叔在家庭群里表現得十分威嚴。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很隨和，大概是做生意的緣故，他嗓門大，為人開朗爽快。
聊著聊著，大叔掏出微信，打開群聊給王石磊看。在他的同學群中，氛圍熱鬧松弛，他表現得活躍，愛調侃，愛說“胡話”。他與他的同學們從小在一個村子長大，歲數相仿，彼此熟絡，每隔一兩個禮拜就線下相聚，誰也不怕對方笑話。
但家庭群不一樣，“在這個群里，我們是長輩了，不能胡說么。有些笑話你也不能隨便說么。有些話你說多了，就害怕說得不對么。要是在我們的朋友群，同學群了，那就敢亂說了，那不一樣么。” 王石磊將這總結為一種樸素的“人設”維護，在這個社交場域中，長輩比晚輩生疏，“‘不胡說、少說話’就成了保持威嚴的最優途徑。”
人們盡力避免在家庭群里起沖突。王石磊在一個家庭群中發現，群中有一對多年不和的親戚。但他們從不會在群里正面沖突。在家庭成員的共同認知中，這是一個“相對公共的場合，要和氣、容忍，但其實下面就是盤根錯節的一些糾葛。”
一位56歲的家庭婦女告訴王石磊，在與家人聯系時，比起在群里說話，她更傾向于私聊，因為總有“這家不想讓那家知道”或“那家不想讓這家知道”的事，“畢竟有時候嘴里沒隔閡，但是心里有。”
但現在，微信群中，這些盤根錯節被暫時掩蓋了。在長輩們的設想中，它理所當然應該是積極的。因此，他們喜歡曬娃、分享好消息，夸贊別人，頻繁使用大拇指這一表情包，熱衷于將勵志的、搞笑的、養生的文章和小視頻轉發到群中，他們以此進行著群聊的意義構建:“其實這就是一個快樂群，什么都能往里面發，說笑話了，提醒注意身體了，分享文章啦，都能在里面說，互相學習，互相支持。” 一位長輩這樣告訴王石磊。
另一位61歲的女性知道，自己轉發的那些關于養生、防疫的文章內容未必真實。但她依然這么做，出于一種樸素的念頭：無論是真是假，總得讓家人們先獲知信息，哪怕是假的，“也給他們提個醒。”
在此過程中，年輕人們讓渡了權利，默認了長輩們對家庭群的定調，或以沉默，或以積極回應，維護著這樣的環境。王石磊認為，人們通常認為，互聯網環境下的時代已經進入“后喻時代”，意思是，晚輩們掌握了互聯網技術——比如如何使用微信，將之反哺給長輩。表面上看，長輩是虛心學習的被動者，但他同時指出，這種“權力”是“短暫”的，教化完成后，權力將歸還給長輩。這在家庭群中十分明顯，在這里，長輩們的威嚴依舊存在，晚輩與長輩們延續著線下的相處模式。
無法成為“議事廳”
不過，盡管熟練掌握家庭群的使用方式，在長輩們心中，微信群仍是休閑娛樂的非正式場所，無法成為家庭“議事廳”。
調查開始于2019年10月。那年11月，群聊“南留幸福之家”中，一位年邁的長輩去世，盡管喪事主辦人在群中發起了訃告，事后，他仍打電話一一通知了所有親戚。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無法線下拜年。“相親相愛一家人”群中，一位長輩按輩分大小，挨家挨戶打電話拜年。王石磊不解，問這位長輩：“不是都在群里拜年了嗎？為什么還要打電話？”對方很驚訝：“這還有為什么？不能去走親戚，打個電話拜年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掛掉電話后，這位長輩用微信紅包為群里的小輩們一一打去零花錢。
“對于中國人來說，過程越繁瑣，才越能顯得禮數周到。”王石磊說。不過，這也許是暫時的。1992年播出的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中，人們打電話拜年，已覺禮數不周，將電話視為不正式的交流方式。30多年后，電話“地位”上升，成了正式的交流手段，“有變遷在里面，也許有更新潮的方式取代微信，讓微信成為一種正式的交流方式。”
作為一個將家庭群收進群助手中的年輕人，王石磊的手機常年處于靜音狀態，但他發現，長輩們很少屏蔽群消息，也很少將手機靜音，哪怕夜里睡覺時。“他們內心有牽掛，他們可能五六十歲了，他們擔心家里的長輩有什么事突然聯系不到自己，擔心工作上的事情。”
歷時8個月的田野調查后，王炎龍和王石磊得出這樣的結論：至少在家庭群中，年長世代并非被動的、亦步亦趨的跟進者，相反，他們充分發揮著主觀能動性，牢牢占據馴化主導者的地位。
與此同時，在其他互聯網場域中，他們也積極構建著自己的使用方式。比如，在北留村，全民K歌十分流行，長輩們不見得擅長唱歌，但他們愛唱，且樂于分享，那位開五金店的大叔有自己的K歌群，里面都是年齡相仿的歌友，大家互相點贊，也彼此指正；他們還喜歡在網上“種菜”，“他們會很努力，種菜、收菜……一系列操作以后，一個月后，平臺可能寄三斤蘋果過來”——北方生產蘋果，旺季時，一元就能買到一斤。從理性的經濟角度考量，這不是一筆劃算賬，王石磊沒有深入探究背后原因，但在他看來，他們并非人們認為的那樣笨拙，他們積極構建著自己對互聯網的使用方式，且自得其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