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有關部門發出打擊炒作“小產權房”的文件，引發較高的社會關注度和較為深入的行業討論。“小產權房”是在現有城鄉建設制度存在法律區隔而形成的歷史遺留問題，這一制度旨在維護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政府收入來源，同時，“小產權房”的長期存在，也形成了獨立于農村與集體土地所有制之外的商品房體系及其既得利益機構與群體。

就“小產權房”的存量規模與居住人口數量而言，這部分住房實際上是城鄉居民解決住房問題的主渠道和國民住房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因為行業管理和行業立法的城市思維，以及既得利益的捆綁太強，再加上為了維護土地財政這一最重要的稅外收入來源，導致本是國民住房建設與保障主渠道的這部分住房反而淪為人為設定的“違法建設”與“小產權房”。事實上，這些所謂的“小產權房”，目前在農村與鄉鎮人口住房來源中仍然是絕對的主要角色，甚至是城市流動人口解決住房問題的主要渠道，也是中國制造業人口紅利和城市服務業得以維持的重要依托性條件。如果為了土地財政這一己之私而全面否定“小產權房”，顯然背離了國民經濟發展的初衷以及廣大人民的基本居住權利，難免陷入唯官方之利是圖的利益之爭。在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住房保障相對缺失的情況下，一味限制與打擊市場自發彌補政府國民住房保障功能缺失的“小產權房”，顯然是不符合基本的政治邏輯與社會道德的。

目前市場中出現炒作“小產權房”的問題，甚至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這一現象還比較嚴重，是事出有因的。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近年來樓市暴漲，在商品房與“小產權房”間形成了巨大的差價勢能;第二，目前各地城市更新速度加快，舊改可能帶來的高額拆遷補償預期的利益動能;第三，流動性過剩帶來的較強通脹預期所推動的避險性投資沖動，因為缺乏合適的投資品與投資渠道而致使這部分資金進入“小產權房”領域。

因此治理炒作“小產權房”的問題，不能單純就事論事而不問問題產生的根源與形成的內在邏輯，不審視現有制度體系的合理性而一味強調“依法依規”，導致陷入限制供給而使得問題更加嚴重、權力自我強化而擠壓與排斥市場自發調節住房供求功能的境地，走向治理“小產權房”以提升國民住房保障水平的反面。因為政策限制不可能完全禁止市場交易，只要需求存在且交易形成的勢能足夠大，管制不過加大了交易難度并迫使交易轉入地下而已。而不恰當的管制和限制減少了市場供應和市場的資源配置能力，反而會推高對“小產權房”的需求程度，這也是多年以來房價越調越漲的底層邏輯所在。

治理“小產權房”炒作現象需要對癥下藥。其一，根據“小產權房”形成的歷史淵源以及近來市場熱炒“小產權房”的動因，要治理和防止“小產權房”炒作，就長遠而言必須從根本上梳理和修改相應的不合理的法規體系，賦予所謂的“小產權房”與商品房同等的市場權利。平權之后，“小產權房”這個人為制造的歷史性、階段性的概念就不存在了，自然也就不存在炒作“小產權房”的問題了;其二，要設法縮小商品房與“小產權房”的市場差價空間，讓炒作“小產權房”無利可圖，炒作行為自然就停止和消失了。要根據人口和產業遷移規律，提升土地和商品房供給數量，防止房價過快上漲;其三，要有效控制貨幣的超經濟發行問題，降低通脹預期。炒作“小產權房”的避險性投資動力消失了，炒作“小產權房”的行為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

當前更需要防止的，是借口禁止和管控炒作“小產權房”進一步強化原有的不合理的法律與行政規章，并以此為由來強化政府職能和擴大政府權力范疇，強化公權力設租問題與擴大租值范圍。

關鍵詞： 炒作 小產權房 對癥下藥 樓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