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萊德的經濟學家在本月發表的文章中，對他們所認為的“充分就業停滯”提出了更為嚴厲的看法，認為隨著嬰兒潮一代退休、通脹仍不穩定、勞動力短缺持續存在，美國的潛在增長率將低至1%。
在對美國從2007-2009年的經濟衰退中復蘇緩慢感到困惑多年之后，美聯儲在2016年9月的政策會議上進行了總結。紐約聯儲主席、時任舊金山聯儲主席的John Williams表示，由于生產率低下和人口老齡化，美國每年2.5%或以上的典型經濟增長率“不再可能”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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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顯示，美聯儲政策制定者將其長期GDP增長預期中值下調至1.8%，延續了大約十年來的下滑趨勢。
智通財經注意到，在接下來的三年里，在這場改變世界的新冠疫情后，美國已經把這種看似有限的限制拋在了身后，自那以來的28個季度中，有21個季度的經濟增長率超過1.8%，其中包括2016年美聯儲會議到新冠疫情爆發之間的幾年里，年增長率為2.5%，到目前為止，在拜登總統任期內的平均增長率為3%。
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其中兩個季度對經濟增長造成了巨大打擊，政府隨后采取了數萬億美元的應對措施，這給人們對新趨勢的理解蒙上了陰影。
但是，當政策制定者本周晚些時候在懷俄明州杰克遜霍爾召開的美聯儲年度研究研討會上集中討論“結構性轉變”時，他們將不得不努力應對一個深度波動的經濟——美國勞動力增長好于預期，制造業建設激增，全球供應鏈變化，持續的高通脹，以及現在生產率提高的跡象。
他們不太可能放棄對美國經濟潛力的悲觀看法。在這一點上，人口增長放緩與美國的前景息息相關，移民問題仍然是一個充滿政治色彩的問題，而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關鍵驅動因素——生產率的提高也很難預測。
但近年來，政策制定者們已經感到足夠驚訝，一場更大的討論正在開始——其中一些以技術分析的形式表達，比如，潛在利率是否已經上升，有些則是直截了當的觀察，即消費者的行為一直與專家們的預期不同。
例如，從2016年9月到2019年，美國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大約是美聯儲工作人員認為可能的趨勢——每年0.5%——的兩倍，這一速度在2022年可用工人數量從疫情驅動的低迷中恢復到之前的高點后得以維持。
前英國央行政策制定者，現任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Adam Posen表示，“吸引人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能力……甚至比支持者想象的還要高得多。”他表示，美聯儲對這個問題的誤讀是一個“重大失誤”，可能會影響對經濟現狀的分析。
主要是財政影響？
然而，要讓現有的工人增加經濟產出，他們必須有事可做。自2016年以來，截然不同的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政策以一種偶然的互補性結合在一起，使就業和經濟增長都高于美聯儲對潛力的估計。
在前總統特朗普的領導下，企業減稅和其他改革以令央行驚訝的方式推動了經濟增長，而在他的繼任者拜登總統的領導下，一系列與能源和技術相關的產業政策，以及正在籌備的基礎設施支出，引發了制造業建設的繁榮。兩位總統都增加了新冠疫情恢復計劃，這些計劃可能仍在推動消費者和地方政府的支出。
特朗普執政前的2020年2月，失業率為3.5%；自2022年3月拜登執政以來，這一水平基本上一直保持在這一水平，而經濟仍在每月增加約20萬個就業崗位。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首席經濟學家Dana Peterson表示，這是不可持續的。她說，在政府稅收和支出政策的推動下，高于潛在水平的經濟增長并未反映出經濟表現的任何根本轉變——至少目前還沒有。
Peterson表示，經濟增長現在面臨著兩個障礙。一個是不斷上升的公共債務，雖然近年來借入的一些資金可能會隨著基礎設施或其他項目的改善而提振經濟表現，但最終結果可能會拖累經濟增長和私人投資。
另一個是美聯儲，美聯儲正在與高通脹的爆發作斗爭，高通脹在很大程度上與疫情及其應對措施有關，高利率的設計正是為了迫使經濟增長低于趨勢水平。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定于周五在杰克遜霍爾會議上發表講話。
自2022年3月以來，美聯儲已將利率上調了5.25個百分點，以遏制通脹飆升，但迄今為止，經濟方面的反應沒有預期的那么多。今年第二季度，美國經濟同比增長2.4%，第三季度可能也會強勁增長。雖然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即將放緩，但經濟增長保持強勁的時間越長，美聯儲可能就越覺得需要依靠經濟。
美聯儲政策制定者對美國潛在經濟增長的預期中值已從10年前的2.5%左右下滑至2023年6月的1.8%。
Peterson表示，“未來6 - 12個月可能出現衰退，這是美聯儲的作用，”“在這之后，我們將進入一個增長較慢的階段。”
新的生產力制度？
另一種觀點與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預言如出一轍，他認為經濟增長的加速源于技術進步，技術進步為工人每小時生產更多產品鋪平了道路，從而使經濟在不推高通脹的情況下實現更快增長。在同僚要求在經濟加速時提高利率的壓力下，格林斯潘沒有與經濟擴張作斗爭，而是抵制和適應了經濟擴張。
在新冠疫情開始時，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技術應用的變化或向遠程工作的轉變可能會提高工人的產出。
在去年的杰克遜霍爾會議上，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經濟學家、生產力專家John Fernald和Huiyu Li在一篇論文中表示，盡管疫情重新安排了一些行業趨勢，但它并沒有改變生產率每年增長約1.1%的潛在“緩慢增長機制”。相比之下，他們指出，從1995年到2005年，生產率每年增長約2.5%。
摩根大通首席美國經濟學家Michael Feroli本月寫道，今年第二季度，美國生產率折合成年率躍升了3.7%，對當前三個月生產率將出現強勁增長的預期“給人們帶來了生產率趨勢正在回升的一線希望”。他總結說，隨著軟件和信息處理領域投資的增加，這種變化“可能會有一些支撐作用”，可能會導致人工智能應用的擴散。
在通脹仍居高不下的情況下，這對美聯儲來說可能無關緊要。但這可能有助于經濟在價格降溫的情況下繼續增長，這是美聯儲希望實現的“軟著陸”的另一個支撐，也可能是潛力上升的證據。
北方信托資產管理公司全球固定收益部門全球宏觀主管、鮑威爾前高級顧問Antulio Bomfim表示：“很難將最近幾年的情況推斷為對長期形勢的任何重新評估。”但是“話雖如此……我認為風險的平衡傾向于上行。”
本文源自：智通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