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著名藏書家、文史學者韋力先生“北京高校圖書館歷史”系列之一，回顧了舊日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鉤沉史料，穿插花絮，幫助我們了解京城教育界圖書口往日充滿學術(shù)意味的真切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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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洪業(yè)擔任燕大圖書館館長使其成為當時大學中最好的圖書館

燕京大學創(chuàng)校時，在北京盔甲廠一帶購地建校，因為地域狹窄，圖書館藏書數(shù)量很少，湯燕、葉道純在文中寫道：“圖書館只有一間房屋，一個書架，幾百本書(是在華北從事教育工作的D.Z.Sheffield遺贈)，館長是高厚德。圖書嚴重不足。因經(jīng)費有限，只能購買開課所需圖書，歷年有所增加。遷出城時已有中文圖書15300冊，西文圖書12024冊。”

后來燕京大學圖書館得到燕京學社資助，藏書量快速增加，對于該館館舍的變化情況，王寬壘、蘇明強在《民國時期的燕京大學圖書館》一文中說：“燕京大學的圖書館最初十分簡陋，只有一個房間，藏書不過二百冊，因經(jīng)費有限，只能購買開課所必需的書籍。當時圖書館也僅有少量報刊，是從1922年才開始征訂的。隨著學生數(shù)量的增長，藏書量不斷增加，圖書館隨之擴充。1920年遷入一較大之室，1921年又得到較大圖書室一間，隨后合并相鄰的兩間房屋，又擴充了三間空房為漢文藏書室。可見當時燕京大學圖書館條件簡陋、經(jīng)費有限，也只能購買各學科最緊缺的書籍。狹窄的校舍，簡陋的圖書館顯然無法滿足學生的借閱需求。”

燕大圖書館早期藏書大都是外文書，對于這批書的來由，上文寫道：“美國美以美教會派駐中國的駐區(qū)會督貝施福，向匯文大學堂遺贈了他所收藏的大量書籍，其中有很多是善本書，它們后來成為燕京大學圖書館西文書收藏中的核心部分。至今在北大圖書館的書庫中仍能找到上千冊有貝施福親筆簽名的西文書籍。”

對于燕大中文書書藏的建設，張冠生在《晴耕雨讀》一書中轉(zhuǎn)引了胡適對洪業(yè)的致敬之語：“特別要向洪業(yè)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大學的中文圖書館，出版《哈佛燕京學報》，而且創(chuàng)辦了一項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叢書，功勞特別大。”

洪業(yè)號煨蓮，這是他英文名字的譯音。他是福州人，早年父親在山東為官，洪業(yè)跟家人陪伴身邊。洪業(yè)從山東師范附中畢業(yè)后，打算前往上海考海軍軍校，但父親的朋友高夢旦建議他回福州讀書，于是他在美國傳教士辦的鶴齡英華書院繼續(xù)學習。他在英華書院讀書期間成績優(yōu)良，為此，校長獎給他一部《英華大辭典》。

但是洪業(yè)不信奉基督教，他更偏愛中國傳統(tǒng)，覺得儒家提倡孝道，而耶穌對母親說話不敬，在他看來這就屬于不孝。洪業(yè)的言論引起了傳教士的反感，有人建議開除他，但校長的太太為人寬厚，她告訴洪業(yè)要懂得讀書之法，因為書中的所載有好有壞，要懂得吸收好的東西，更何況《圣經(jīng)》流傳這么久，語言文字已經(jīng)轉(zhuǎn)換了幾次，難免有錯誤和前后矛盾的地方，因此讀書要懂得鑒別。

這件事對洪業(yè)影響很大，讓他懂得了吸收他人所長，后來他得到了美國人克勞福德的捐款，得以前往美國留學。在美期間，他學習演講，因為他英語極其流利，并且遣詞豐富，故在美國很有名氣。1922年，司徒雷登為籌辦燕京大學回到美國，期間前去拜訪洪業(yè)，聘請洪業(yè)為燕大歷史系助教，但同時司徒雷登讓洪業(yè)繼續(xù)留在美國一年，以他超級好的口才來幫助燕大募款。

洪業(yè)的學識和口才在募款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他每到一處都會系統(tǒng)講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同時呼吁聽眾為燕大捐款。在一年的時間內(nèi)，他募集到了上百萬美元，有位聽眾欣賞洪業(yè)的口才，為其所講的故事而感動，特意捐款7000美元，并指定燕大用這筆錢建一所房屋給洪業(yè)居住。

1923年8月，洪業(yè)回國后，執(zhí)教于燕大歷史系，同時擔任燕大圖書館館長。對于他在這方面的貢獻，洪松生著《浦村漫筆》中有《我國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史學家洪業(yè)》一文，該文講道：“洪業(yè)深知圖書館工作在教學和科研中的地位，早在1923年，洪業(yè)就致力于圖書館建設。他擔任燕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期間，制定了科學的管理制度，重視古籍善本圖書的收集和整理，千方百計籌措資金，擴充中外圖書設備，使燕京大學圖書館在短時間內(nèi)圖書數(shù)量驟增，成為當時大學中最好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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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顧頡剛為該校購進的大量中文古籍中洪業(yè)發(fā)現(xiàn)了重要史料

在洪業(yè)任圖書館館長期間，他請燕大教授顧頡剛為該校購進大量中文古籍，洪業(yè)從這些書中發(fā)現(xiàn)了重要史料，他在《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一文中說：“民國二十四年夏間，顧頡剛先生為燕京大學圖書館訪購圖書，遇見《方輿勝略》一部。此書十八卷，而其后附外夷六卷。”

對于這部書，洪業(yè)查了許多史料：“這部書不見于《明史·藝文志》中。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地理類，有‘馮如京方輿勝覽，程百一方輿勝覽’。書名不相符，撰人之名又兩誤，且不記卷數(shù)，可知黃氏并未看見原書。我又稍檢今昔藏書家目錄數(shù)十種，除了徐秉義的《培林堂書目》，和日本《內(nèi)閣文庫漢書目錄》，曾著錄此書外，其余則還未檢著。就此，已可見此書不易多得。”由此可見，洪業(yè)對目錄版本學十分熟悉。

1934年2月，顧頡剛和譚其驤共同創(chuàng)辦了《禹貢》半月刊，同時成立了禹貢學會。洪業(yè)仔細研究了《方輿勝略》中所附的利瑪竇《山海輿地全圖》后，寫出了這篇長文，而后發(fā)表在《禹貢》上。《禹貢》為此專編了一期“利瑪竇世界地圖專號”，洪業(yè)以其超級強的語言天賦寫出了近五十頁的長文，文章引用了中國古籍、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相關(guān)史料。禹貢學會為此還專門發(fā)了單頁啟事：“中國人之知世界，實始于利瑪竇之繪制地圖，曰《山海輿地全圖》，曰《坤輿萬國全圖》。二者皆尠傳本。今幸前一圖得之明本《方輿紀略》，后一圖亦借得明李之藻刻本之照片。并經(jīng)燕大教授洪煨蓮先生之探討，更得不少史料。足以知利氏制刻各圖之經(jīng)過，全圖幾次修訂而成者。”

洪業(yè)不僅能夠嫻熟地應用西方史料，對中國古籍文獻也有深入研究，為此，他想將兩者做出結(jié)合。他發(fā)現(xiàn)中國古書沒有索引，這對于文獻檢索造成困惑，于是他在哈佛燕京學社創(chuàng)辦了引得編纂處，由自己擔任主任一職。

“引得”就是索引，洪業(yè)堅持用英文譯音引得，他在《引得說》中解釋說：“英文中之index原意謂指點假借而為一種學術(shù)工具之名。日本人譯之為‘索引’。中國人沿用日譯，或轉(zhuǎn)變而為‘索隱’。我們改譯作引得，不過以其與西人原詞之音與義皆較近而已。”

為什么要給古書編纂引得呢？洪業(yè)認為：“若許書籍，何從讀起？無目錄，則難以知其種類；無引得，則難以探其內(nèi)容也。然則引得者，助人多讀書，助人善讀其書之工具也。”在他看來，編引得是為學界做功德事：“我常想：編纂這些書的人，雖算不得有什么闡揚圣道、方軌文章的大功，但只就其曾為學者省了一分心血，已可謂是一種功德。”

從1930年9月，引得編纂處成立，到1946年，洪業(yè)應哈佛之邀赴美講學，他主持此工作達16年之久。他離開北平后，引得編纂處繼續(xù)存在了5年，由他的學生聶崇岐、齊思和等人負責。編纂處存在的21年中，共編纂出引得64種，81冊。其中有《說苑引得》《白虎通引得》《歷代同姓名錄引得》，同時也有目錄學上極為重要的《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可謂成績巨大。顧頡剛夸贊引得編纂處的工作時稱：“是中西交通之后有計劃的引用外國整理書籍的方法于中國的第一次。”

洪業(yè)十分重視歷史典籍的史料性，1935年9月19日《大公報·圖書副刊》報道了燕大圖書館出版《太平天國起義記》的消息：“此本系洪秀全親密之堂弟洪仁玕于1852年在香港口述，經(jīng)瑞士巴色會教士韓山文譯成英文，于1854年出版，歐美人士稱為太平天國最真確可靠之史料。以故海外爭相轉(zhuǎn)載翻印。顧國中則罕見其書，前年燕京大學洪煨蓮教授得1863年翻本印之，經(jīng)簡君又文譯成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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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鈺和顧頡剛燕大藏書的不同命運

燕京圖書館的藏書，除了自購外，還有些是他人的寄存，該館最著名的寄存之書乃是章鈺四當齋藏書，對于此批書的寄存經(jīng)過，胡海帆在《章氏四當齋李氏泰華樓舊藏與燕京大學圖書館》一文中有詳細講述。

1937年10月23日，燕大與章鈺遺孀章王丹芬及子女簽訂了《贈與及寄托霜根老人四當齋遺書契約》。《契約》中談到了此批書寄存的原因：“緣甲方(指章王丹芬)先夫霜根老人式之公，家寒力學，平時節(jié)衣縮食，遇有所余，輒以購書，自念其得之非易，昕夕勤讀，并以‘霜根老人四當齋藏書’命其積年所集，……先夫簀遺言，即以藏書贈諸甲方，分配處分。由甲方定之。甲方因念乙方(指燕大)學校之締造，其艱苦正與甲方先夫采集書籍相同，除略選留有其手澤及善本書數(shù)種，暫行寄托乙方保管以備傳諸后人外，其余悉贈乙方。乙方……愿保存藏書原用之名稱，由乙方另辟專室庋藏之。乙方又為紀念霜根老人終身苦讀起見，愿將霜根老人生前所用文具書案等件一并陳列。”

燕京大學圖書館收到這批書后，請顧廷龍為之編目。對于這批寄存書的價值，胡海帆在文中稱：“章鈺最大成就在于校書。辛亥以后曾發(fā)憤遍校群書，民國年間，每日丹黃不倦。從書目上卷可知，章氏一生手校、手抄之書多達一萬五千卷，因此有人說他是民國以來校書數(shù)量除傅增湘以外，再無人出其右的校讎大家。”

顧廷龍在其所編《章氏四當齋藏書目》的跋中也點到了這個特色：“(章鈺)凡治一書，必貫首尾，點勘多至六七周不倦，即數(shù)百卷之巨帙，不止一種，而亦校不一次，益為難能，拾遺補缺，闡揚數(shù)百年來未發(fā)之覆，功在學術(shù)，不可沒也。按程日課，新知創(chuàng)見，傷事感時，隨書卷末，所作題識，可以越縵、緣督日記視之，至若蠅頭細字，琳瑯五色，妍舞行間，尤為校本生色，世難其儔，人間至寶。”

這份寄存合約約定寄存期為五年，后來因為戰(zhàn)爭，到期后這批書仍然存在燕大：“解放后，章氏家人決定將寄存燕大的藏書捐獻國家。1952年經(jīng)章鈺之子章元善之手，寄存在燕大的四當齋藏書全部捐獻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1952年10月舉行了捐獻儀式。章家捐獻給北圖的四當齋藏書，包括章鈺手校、手抄及善本書，即藏書目上卷、上卷補遺、中卷所含。總計937種，6456冊。”而章鈺舊藏中的普通古籍部分最終都歸了燕大。

另外，顧頡剛的藏書也寄存在了燕大。“七七事變”后，顧頡剛離開北平，委托顧廷龍負責把他的七萬多冊藏書存在燕大。1941年底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燕大被日本人接管，顧頡剛的那批藏書下落不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轉(zhuǎn)天，顧頡剛就開始清理自己的損失，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填抗戰(zhàn)財產(chǎn)損失表”，9月5日又寫道：“報載司徒雷登先生來渝談話，謂燕大圖書儀器已被劫一空，然則予所存書必已無望。此中有三十余年之信札及零碎稿件，尤足惜也。”

顧頡剛分別給顧廷龍和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寫信，請他們幫助尋找藏書下落，陸志韋在回信中告訴顧頡剛：“所存書籍，凡在校務長住宅地窖者(即臨湖軒)，剽竊無遺，惟書攤上間或發(fā)現(xiàn)一二冊，不足應用。其在男生宿舍樓頂者，尚留一部分，在亂書堆中發(fā)現(xiàn)，年前或可整理清楚，當將細目奉告，損失之巨，至堪痛心。”

當時顧頡剛還通過洪業(yè)來打聽藏書下落，洪業(yè)在回信中說：“以弟所聞，一年以前東安市場已常見有吾兄藏書，各攤出賣者，殆日寇劫奪盜賣之余也。……秋間復校時，臨湖軒內(nèi)一無所有，圖書館內(nèi)書籍亂堆如山，據(jù)聞多系從各樓頂移來者，聶筱珊現(xiàn)正從事清理，其中亦時發(fā)見有吾兄之書，聞將聚集一處，以待將來奉還。”

洪業(yè)在信中提到的聶筱珊當時任燕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后來顧頡剛又得到了顧廷龍的回信：“知予書原存燕大四樓頂及臨湖軒兩處，存燕大樓頂者一部分存燕大，一部為教部接收。存臨湖軒者為日軍取去，查無下落。此部分似未經(jīng)新民會手，或能全部發(fā)現(xiàn)，或竟全部消滅。”讀到這些往事，不禁令人感慨書籍命運之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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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zhàn)勝利后國內(nèi)外捐贈了大量圖書

因為這場戰(zhàn)爭，燕京大學藏書損失巨大，湯燕、葉道純在文中寫道：“抗戰(zhàn)勝利后，聶崇岐先生受任為圖書館整理委員會，搜尋失書。總共損失31907冊，約當館藏十分之一。其中散失西文東方學書籍無法彌補。”

抗戰(zhàn)勝利后，國內(nèi)外向燕大圖書館捐贈了大量圖書，王寬壘在文中轉(zhuǎn)引道：“圖書館新到各方捐贈書籍雜志甚多。其中有孔祥熙博士捐贈之哲學書籍一七七冊。國立北平圖書館捐贈之科學雜志十八種，共四三二冊，皆系本校所殘缺者。牛津大學捐贈之各科書籍一八七冊，教育部上海辦事處所捐贈自美獲得之各科書籍一四一冊，科學雜志二三種，一零零五冊。”余外，得到的捐贈還有：“1948年哈佛燕京學社向燕大圖書館捐贈大批科學書籍，美國德薩斯州立學院捐贈家政學書籍8種10冊，聯(lián)合國文教委員會捐贈1947年版大英百科全書24冊，牛津大學捐贈各科書籍124種163冊，其中有1946年版之大英百科全書1部。”最終，燕京大學圖書館的藏書量在中國大學中仍名列前茅：“從最初的幾百冊擴充到幾十萬冊，到1951年燕京大學撤銷之前，館藏數(shù)量達到了四十余萬冊，加上未編書刊十八萬冊，僅次于中山大學和北京大學，位居第三位。”

燕大圖書館的藏書中，較有名氣者乃是跟《紅樓夢》有關(guān)的幾部書，吳曉鈴在《紅樓夢書錄》中著錄的“過錄乾隆庚辰秋脂硯齋四閱評本石頭記”寫道：“此本徐郙舊藏，后歸燕京大學圖書館，陶洙等有攝影本。一九四九年初，琉璃廠多文閣魏廣洲經(jīng)鑒古齋蕭福之介，自大乘巷徐氏得此書，授余，索金十條，余囑送國際飯店鄭西諦師，師函燕京大學陸志韋校長，陸交圖書館，聶崇琦師辦，以美金八十五元致之。”

朱洪在其所著的《胡適：努力人生》中也談到了這件事：“次日晚上，胡適讀王夢鷗送來的《庚辰年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前年，胡適在林語堂家中看見這部書的影印本，就想托人買一部，但一直沒有買，今天突然收到此書，格外高興。書的首頁蓋有‘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印章，胡適立即明白了，這本《庚辰年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正是自己1933年校閱過并且寫了幾千字長跋的原書。此書原在徐星署家，是王克敏借來給自己看的，后來此書就歸王克敏了。王克敏的藏書后來都歸燕京大學，所以有‘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印章。燕大并歸北大后，此書現(xiàn)藏在北大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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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尋訪，可惜無果

合并后的燕京大學最終在盔甲廠校舍辦學，圖書館也處在這里，而今從網(wǎng)上的信息已難查出學校在盔甲廠的哪個具體位置。2022年4月16日，我打車前去尋找，盔甲廠胡同處在北京站東側(cè)，這一帶難以停車，在路口下車后我步行前往。遠遠地望著火車站廣場，上面幾乎看不到乘客。在北京西站修建完成前，北京站是京城幾個火車站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座，1959年，這座火車站成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當年這里人海如潮，為了乘車，我有時在廣場上排隊排幾個小時之久，今日見到的情形，與印象中反差太大，難免唏噓一番。

從小巷走到盔甲廠胡同呈丁字形，正沖路口的是派出所，胡同中看不到行人，我決定先往右側(cè)探訪。在路口的拐角處看到一座粉紅色的二層建筑，樓的外觀做過改裝，貼了一些石膏制的羅馬柱，我本能地猜測這應當與燕京大學有點關(guān)聯(lián)。該處的門牌號是盔甲廠9號，門柱上掛著“北京市東城區(qū)明城幼兒園”的招牌。從名稱上看不出與燕大有關(guān)聯(lián)，此處大門上著鎖，不知道是否是因疫情關(guān)閉了。

幼兒園對面有一座黃色的二層小樓，現(xiàn)為北京中安賓館，該賓館的外墻上掛著幾個展板，還有一塊介紹牌，上面寫明“埃德加·斯諾與海倫·斯諾北京居住地舊址(1935-1937)”。介紹牌上有二人的放大照片，并且注明“《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寫作地舊址”，未承想這部流傳甚廣的著作竟然寫于該處，這更加讓我猜測對門的幼兒園應該是燕京大學的舊址。

繼續(xù)前行，走出一百米就到了胡同的西頭，與之相交的胡同名為抽屜胡同，展眼望去，抽屜胡同全建成了六層小板樓，于是掉頭回返，向胡同的東頭走去。這條胡同不寬，但還能行車，胡同全長好像不到二百米，因為東頭立有告示牌“此巷不通”。我在這一帶只看到了一個較大的院落，此處是盔甲廠2號，門口掛著“北京辰興印刷有限公司”的招牌。走進院中，里面是街道辦工廠的痕跡，感覺這里不像學校舊址。

轉(zhuǎn)完整條胡同，我還是覺得那個幼兒園更有可能是燕大舊址，可惜那里沒有掛一塊介紹牌。

供圖/韋力

【編輯:葛成】